人民公社时期，大田里的庄稼复收完毕以后，生产队一般不会派人看管。我们这个地方，社员称此种情况为放门。放门以后，常常有许多年老体弱不能参加集体劳动者，再次去大田里寻找可能遗留的庄稼。放在当下，谁会有如此闲心，可那时不行。生产队的分配不知道哪天才有，而且少得可怜。能够捡一点点漏，就能解决一时饥饿。

　　我小时候曾经很多次跟母亲一起捡过麦穗，那一定是在已经放门的地里。我们在麦茬里反复翻找，有时路旁草丛里也有零星的麦穗，甚至被踩掉的麦粒也要一粒粒捡起来。几个小时下来，也许能捡到一狗头箢子麦穗头。去掉杂质，不会有半斤小麦，那也收获很大了。如果没人捡，一场雨过后，那就是麦苗，多可惜啊!那时候粮食比金子还珍贵，过来人都会有体会。有时，母亲还会去邻边生产队捡麦穗。当然，那一定是在人家放门的地里。

　　母亲也去刨过红薯，人家复收过好几次的地里，母亲也去再刨试试，虽然红薯残次，可能是比筷子粗一点的根，母亲也不放过。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秋后，母亲去离家100多里的山东省刨红薯。那时，我还在家当生产队长。我这队长当的，不仅不能多吃多占，反而还给母亲平添许多烦恼。母亲根据当地好心人指引，去已经放门的地里用钊钩子漫无目的地刨，夜晚住在好心人的锅屋里。吃的东西就是她刨到的最次的红薯。还要把余下的红薯切成片，撒在地里晒干。那年，母亲居然晒了一百来斤红薯干，从而让我们家次年春天，能基本上吃饱饭。

　　有人可能想，捡麦穗、刨红薯，会不会有偷的嫌疑。我的回答，绝对不会有偷的行为。依照母亲的秉性，任何人的一点点小便宜，她也不会占。母亲常常说，树要皮，人要脸，穷有穷志气，冻死迎风站。母亲还说，饿晕了，就睡一会，睡死拉倒，也不能做贼。母亲认为，贼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不光彩的事情。不仅母亲，我周围差不多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品德。这应该是祖辈流传下来的美德。

　　有人说，那时穷，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好。这样的理解一定错误。凡是过来人一般不会这样想。解放前怎么样?更穷!不仅穷，还兵荒马乱。那么穷的底子，一下子就能改变，肯定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亿万人民紧紧跟随共产党，勒紧裤带，艰苦奋斗，才有今天的国强民富。

　　突然想到莫言，他说小时候跟母亲捡麦穗，母亲被看守人追打。后来见到看守人，母亲阻止他报复。我比莫言年龄大一点，小时候的经历与他差不多。我理解，莫言的母亲与我母亲品德相同，她绝对不会去没有放门的地里捡麦穗。没放门，那是公家的，捡了就是偷。她不会去偷的，更不会带着孩子去偷。我猜测，她一定是看到有人捡，以为放门了，也去捡。谁知看守人来了，才知道判断错误，于是扔下麦穗跑开。小脚，自然是跑不快，被打也是可能。虽然被打，上岁数的人，也只能忍受，也觉理亏甚至懊悔。但是年幼的莫言，想法就不一样了，那是他母亲被打，一定会义愤填膺。谁的母亲被打，儿子也不可能听之任之!前几年聊城辱母杀人案中的于欢就是最好的例证。莫言母亲及时制止了儿子的报复行为，彰显母亲忍辱负重与人为善的良好品德。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讲这事，也是为了感恩母亲，感恩祖国的传统文化。有人非要说那是偷，夸张说莫言母亲是贼，还说莫言侮辱祖国，向外国人献媚。我以为这些说法太过分了!还有人借颁奖委员会颁奖词以及外国人诋毁中国人的评语做例证。其实吧，那些外国人实行炮舰政策，明火执仗，煽风点火，黑白颠倒，什么坏事没干过?干嘛信他的呢!还有，发动战争，炸死很多无辜群众，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总统，也能被评为和平奖，还不是极大的讽刺吗?你还那么信他，真是晕了。

　　母亲们忍辱负重与人为善的高尚品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永远传承。那些诋毁中华文化企图奴化中国人的糟粕，我们应该坚决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