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真情|宋智:致大姐

致 大 姐

  宋 智

  看了哲荣大姐写的《悠悠往事》,顿时勾起我对往昔岁月的无限留恋和回忆,姐弟之间几十年交往的一桩桩一幕幕顿时涌向心间,浮现眼前。

  我是家中老大,没有姐姐。说来也巧,竟然连一个堂姐也没有。小时候,我特别渴望有一个姐姐。每每看到有的小男孩被姐姐护着、疼着、让着、宠着的时候,我就十分羡慕和妒忌。长大后,当我看到有姐姐的男人,心里就更加不平衡。结婚时,那个忙前忙后、满脸幸福、花钱最多的一定是姐姐;生孩子时,日夜守候在产房、笑得合不拢嘴的也一定是姐姐;每当生病时,那个心急如焚、急匆匆赶到医院的更是姐姐。有的甚至不顾自己的身体,为弟弟捐骨髓、献器官。因此,我时常感慨:有姐姐的男人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可惜,我没有,常怨上天不公!

  渴望有一个姐姐居然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可能是我求姐心切,感动上苍;也可能是上天怜人,前世积德。就在我时刻梦想有一个姐姐的艰难岁月里,上天果然赐给我一个姐姐,一个十分疼我爱我懂我的姐姐,终于让我梦想成真!

  那年,我26岁,刚刚走出学校门,踏入社会。那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冥冥之中,我们姐弟相见相识。

  1976年3月,“文革”的第10个年头,政治斗争依然如火如荼,处在最为激烈的时候。当时,学校的教学秩序很不正常,学生没有政治课本。为了解决全县中小学的政治教材,县文教局将此事委托给运河师范,并决定从全县的中小学教师队伍中选拔16人组成编写组,在运师吃住和办公。在抽调我的时候,公社坚决不同意,怕我走了回不去。为此,文教局领导多次协调才解决。到了5月底,教材编写基本结束,大家推荐我到文教局去汇报几个问题。我带着有关材料从运师步行到局里,刚进大门,迎面遇到大姐,我不认识她,正要擦肩而过时,她转过身来问:“你找谁的?”“我来汇报工作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把名字告诉她。她说:“你有一个女同学,分配在运河镇,前几天,她还来我这里打听你的消息,她对你印象很好,你跟她联系一下。”说完,我们就分开了,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是干什么的,这就是我们姐弟俩的第一次相见,纯属萍水相逢。

  佛说,前世五百年的修行,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正是这次和大姐的偶然相遇,才使我多舛的命运开始转折。

  按照大姐的指点,我很快和我的女同学联系上,不久喜结良缘,在县城里安了家。父母对妻子非常满意,逢人便夸。他们问我,是谁给你介绍的?我说,没有人介绍,自己谈的。父母不信,我便把在文教局遇到大姐的事讲给他们听,母亲高兴地说,你遇到“贵人”了。父亲问我,她是干什么的?我说,不知道。母亲批评我说,你这憨孩子,赶紧好好感谢人家,要不遇到她,你到哪去找这么好的媳妇。

  结婚后,我继续在乡下教书,只有星期天才回到县城。妻子怀孕后,一个人生活很不方便,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她多次催我说,你去找找哲荣姐,看她能不能帮忙把你调过来。我说,我和她非亲非故,只是一面之缘,怎么好去麻烦人家。那时,人的思想非常单纯,不兴拉关系走后门,也不懂请客送礼,这事就一直摆着。到了1977年3月,文教局筹建教研室,在选拔人员时,我被选中。因为教研室当时没有办公室,局里就把我留在业务组帮助工作。大姐当时任政工组副组长,和我们办公室一墙之隔,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因为生来乍到,其他人又不认识,我时常向她请教,她也对我特别关爱,我们俩像天生的一样亲。

  在运师读书期间,县委宣传部曾多次抽我去帮助筹备“三干会”和有关会议,因此和他们很熟。调来县城后,我特地去拜访他们,老部长问我:“文教局政工组长小魏你认识吗?”我说:“认识。”他说:“这个人搞过社教,思想觉悟高,作风正派,工作泼辣,对人热情,工作能力强,今后很有发展前途,你要多向她学习请教。”

  老部长的话,越发使我对大姐肃然起敬。从此,我们姐弟俩的感情迅速升温。朝夕之间,我们常在一起谈工作谈生活谈未来,有时谈到深夜也说不完。那时,大姐虽然年轻,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是,她经多见广,思维敏捷,知识丰富,善于言谈,和她在一起,使我学到不少东西。平时,大姐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也寄于无限厚望。有一件事,让我记忆尤深。

  我刚到文教局工作时, 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两派之间还有隔阂,局里分成两伙,相互攻击。当时,有人写信到县里反映局长“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县委决定派人到外地调查核实。派谁去呢,县里领导选中了我,因为我刚刚调来,加之“文革”中去部队参军,哪派都不是。所以让我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去调查。临走时,领导再三强调要实事求是,注意保密。可是,当我们刚刚从外地回来,晚上局长就悄悄来到我家,向我打听调查的情况。我突然灵机一动地说,这次没找到人,明天还要再去。其实,我是采取缓兵之计,局长失望而归。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不安地来到大姐家,把此事经过说给大姐听,大姐听了很满意。她说,你做得对,大姐支持你。你如果当时把调查结果告诉他,你就犯了大错误,这次能选派你去是领导对你的信任。信任比什么都重要,他向你打听是他的错,他会慢慢理解的。听了大姐的一席话,我的心才慢慢安下来。

  自从这件事以后 ,局长对我刮目相看,不仅没给我小鞋穿,而且处处重用我。全县每年高中招生考试卷的监印、密封工作都交给我一人负责,任何人都不得随便进入印刷厂,接触试卷。全县多年的招生试卷从未出现一点差错和失误。同时,我的文章也在《江苏教育》上频频发表,看到我所取得的点滴成绩,大姐感到非常欣慰,从心底高兴,姐弟的感情也与日俱增,逐渐从友情变成亲情。每逢姐弟见面,大姐就亲切的叫我“小宋智”。

  小时候,我只记得母亲这样喊过我,我的叔叔、婶子、姑姑这样叫过我。多么亲切地呼唤,多么温暖地呼唤,这是一辈子都不能忘却的呼唤,世上只有亲人才这样称呼我。

  不管是什么时候,每当听到大姐的呼唤,我就感到特别的亲,特别的幸福,一股暖流瞬间荡漾全身,干起工作也更有劲了,更有信心了,有姐姐的日子实在是太幸福。记得是1978年4月,我因肛瘘严重发炎感染,导致不能正常行走,到县医院去看,医生建议尽快手术,否则,还会反复发炎感染。同时,医生建议到南京市中医院去手术治疗,这种病只有那里的治疗效果比较好。我已被这个病折磨好多年,非常痛苦,这次决定彻底解决问题。大姐通过熟人关系,帮我联系上了南京市中医院。离开家时,大姐安慰我说:“你先去,我最近工作太忙,无法脱身,过几天我去看你,有什么困难给我打电话。”大姐原以为是小病,手术后很快就能回来。可是,到了医院检查以后,专家说,由于你的病拖得时间太长,不能一次手术完,需分两次手术,时间大约需要两个多月。我听了感到压力很大,怕时间太长影响工作,因为我刚到局里工作时间不久。电话中,我和大姐商量。大姐说,病一定要治,不能再拖。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我来安排。听了大姐的话,我放下顾虑,安心住院治疗。就在我第一次手术不久,大姐派政工组的一位同志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到南京看我。正巧,那天是我女儿的周岁生日。当他们出现在病房时,我正疼的死去活来。看到他们,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妻子帮我擦干眼泪,说:“大姐想的真周到,让我们在女儿的周岁生日团聚。看到女儿,你的痛苦一定会减轻不少。”局里的同志接着说:“魏组长太忙,派我代表局里来看你,你要安心治疗,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非常激动地说:“感谢领导的关心,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回去上班。”

  就在妻子回去不久,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正当我在病床上疼痛难忍之际,一位个头高挑、面容姣好的姑娘悄然来到我的床前。她主动上前自我介绍说:“俺婶子是魏哲荣,是她写信让我过来的,我叫翟瑞霞,在南京上大学,学校就在新街口附近,离这儿不远,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听了她的介绍,我的心里非常不安。这是我第一次和她见面,过去又不熟悉,加之我的病有口难言,因此态度坚决地说:“你千万不要再来了,这里有医生护士,不需要你照顾。”她十分动情地说:“我的母亲去世早,是俺婶子一手把我们姐弟抚养成人,她的话我怎能不听。我是学医的,下午没有课,以后天天下午过来照顾你。”我故作生气地说:“你一定不要来,不要耽误学习,来了我的压力反而更大。”

  不管怎么劝说,瑞霞还是每天下午准时来到病房。她总是笑笑说,下午没课,到这里权当是实习。每次来到以后,她就忙着帮我洗衣服,收拾卫生,有时到街上买买东西。没事的时候,就陪我聊天。一次,她还把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抄在一张纸上带给我,让我也学着唱。她不愧是学医的,她是想通过学唱歌,分散转移我的注意力,减轻痛苦。人在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往往最渴望温暖和帮助,最需要有人伸出一只手,特别是病人,而且是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瑞霞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件事,让我感动一辈子,刻骨铭心,从不敢忘记。

  现在想想,我当时在南京住院期间,大姐的心在家里一天也没安稳过。有人常说母子连心,可世上也有姐弟连心。就在我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大姐再也坐不住了,她星夜兼程,急匆匆地赶到南京又急匆匆地来到病房。姐弟相见那一刻,她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目光里满是疼爱和焦虑。此时,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只有感激的泪水在恣意流淌。

  1978年春天,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积极纠正十年“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文教系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积案错案很多,上访的天天络绎不绝,院子里到处都是人。加之全县10多年中小学教干未调整过,需要尽快考察和提拔一批教干,工作千头万绪。大姐当时主持政工组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十分重,常常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那时,她的爱人在徐州工作,家里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和八十多岁的婆母,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连轴转,十分辛苦。当时,她住在局里,只要她看到院子里有来人,她就上前热情接待。有时正吃着饭,看到来人,她就赶紧放下饭碗,一顿饭往往要吃好多次。有的同志劝她说:“魏组长,上班时间还没到,你别急,吃完饭也不晚。”她笑笑说:“什么上班下班的,人家从乡下来一趟不容易,不能让人在那里等,能办的抓紧给人办。”因此,全县教育系统上上下下都知道局里有个魏组长,都知道她是个热心人,有事都愿意找她,她在全县教职工中威信很高,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和爱戴。大姐以身作则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我常常为她骄傲,同时也时时鞭策着我。身边有大姐这个榜样,使我的人生有了奋斗的目标和前行的动力。

  大姐虽然工作繁忙,百事缠身,但是,她却经常挤出时间深入基层。记得是一天晚上,大姐风尘仆仆地从乡下归来,她把我叫到跟前说,今天下乡考核教干,到了你家大爷学校,他非要留我在那里吃饭。我非常吃惊地问她:“我父亲的学校离县城那么远,山路崎岖,交通不便,非常偏僻,你是怎么摸到的。”她说:“我们是先到公社教办,他们给我们借来自行车,我们是骑着车子去的。”事后,父亲见到我说:“我们偏远的乡村学校从来没有见过县文教局的干部,我干了几十年,是第一次见到局里领导。魏组长真不简单,没有一点架子,谈吐不凡,办事干练,你要多向她学习。”从那以后,父亲和大姐联系就多了起来。大姐调到徐州以后,父亲也退休了,他经常到徐州找大姐办事。我知道后,劝父亲说,大姐工作太忙,你不要再去麻烦她。父亲说,你大姐是个好人,天多不见,我非常想她,办事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去见见她拉拉呱。父亲说的是心里话,他们爷俩已经有着很深的感情。

  1987年秋天,父亲突感身体不适,带他到县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胃癌晚期。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如雷轰顶,不知所措。这时,我又想起大姐,大姐心情沉重地说:“大爷正是享福的时候,怎么得这种病,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我建议抓紧到北京的大医院去治疗,你赶快做好准备,走时告诉我,我给你们想办法买卧铺票。”

  去北京那天,我给大姐打电话,问她到什么地方拿票。她说:“我给你送到火车站,一定把大爷送上车。”我赶紧劝她说:“你工作那么忙,一定不要来,我坐车去拿。”大姐生气地说:“你怎么不听话,你在火车站门口等着,我马上到。”

  站在火车站的台阶上,我远远的看到大姐急匆匆的身影。到了跟前,她一把拉住父亲的手安慰说:“大爷,你思想不要有压力,现在医疗这么先进,癌症也是能治好的,你一定要坚定信心。”父亲感动地说:“这辈子能认识你,真是我的福气,你那么忙还来亲自送我,说什么我也要把病治好,咱们爷俩还没处够呢。”

  大姐执意要把我们送上车,她接过父亲手里的包,一直把我们送到车厢门口。站在列车上,父亲转过身来和大姐告别,他眼含泪水,不断地挥着手,直到看不见大姐的身影。

  父亲是第一次做卧铺车,躺在舒适的卧铺上,他的心情依然难以平复,多次掏出手绢擦眼泪。我知道,父亲的眼泪不是为自己,是感激的泪水,幸福的泪水。

  夜已深了,隆隆的列车疾驰而行,旅客们早已进入梦乡,车厢里不时传来阵阵鼾声。可是,我却一直辗转反侧,反侧辗转,怎么也睡不着,最后只好索性坐起来。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和点点灯火,我的心中潮来潮涌,翻江倒海,大姐的身影不时从眼前闪过。www.qde7.com

  中国有句老话:自古忠孝难两全。可是,在大姐身上,她却创造了世间奇迹。不仅做到了“忠孝”两全,而且达到了极致和完美。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为朋友,她奉献了满腔的情和爱。在她身上,既有焦裕禄、雷锋的影子,也有当代“感动中国”人物的风采。她是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公仆,家庭的顶梁柱,同事的好朋友。她热情似火,不知疲倦,一生帮助过无数的人。我常想,大姐就像一条大河上的摆渡人,天天从早到晚忙着渡己渡人,不论春夏还是秋冬,也不管是风霜还是雨雪。按照佛教的说法,她就是一个“活菩萨”,帮助人们从此岸到彼岸,摆脱人生困扰和苦难,她是属于一个功德无量的人。

  回首过往,想想大姐对我的疼爱,我一直在思考“大姐”在我身上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许“大姐” 这个角色太特殊,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合适的答案。小时候,因为我的身体比较羸弱,母亲找人给我算命。算命的说,别看他现在瘦小,但他眉里藏珠,将来必定有福。我不信命,但我笃信缘分。我这辈子虽然没有亲姐姐,但我却有幸得到两位姐姐,一位是魏哲荣,一位是冯秀英。有两位大姐对我的关照和疼爱,此生再无缺憾。

  这么多年,大姐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和榜样,让我仰望,让我骄傲,让我感动。我是一个极不善于在别人面前用言语表达“爱”的人,今天,我要破天荒的在大姐面前说一句:大姐,今生我们姐弟的情缘还未尽,做你的弟弟还未做够,下辈子,我求你还做我的大姐,好吗?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