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这一位执迷于中文自学考试可总也过不了外国文学这一关的小伙子，竟然要创作一部《红楼梦》式的长篇小说——当然，他的小说是不会叫《红楼梦》的，虽然两者会很相似。他的小说要叫《绿楼梦》。
我以异样的几乎是看一个怪物般的复杂目光注视着他，并且脑海里立刻给他的影像打上了一行字幕：异想天开。
他对我冷冰冰的卑睨目光全无感觉，小心翼翼地从破旧的黑皮包里抖抖索索摸出一本红皮的破旧笔记本，双手递给我，请我斧正。
“我已将人物的题诗全部写好了。一人一首。初步定写五十万字，不算结局。”他将递到我手中的笔记本从中间翻了开来，尖尖的长指甲颤颤地点着歪歪扭扭的字。
五十万，这个数与《红楼梦》可要相去甚远了吧?不过又一想，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大致也是这个数吧?而他，特意说明不算结局，是否也有着刻意摹仿《红楼梦》的成书，希望那结局由别人来续写呢?——突然感觉，他对《红楼梦》可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崇拜，而正是这种崇拜，使他产生了写作《绿楼梦》的动机。
坦率地说，他的这些咏才子佳人的旧体诗，我一点也没有看进去，对他的白日说梦般狂想产生的轻蔑，使我不可能平静地耐心地阅读这些题诗。我感觉这些诗幼稚得可笑，又觉得许多词句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总之，黑色的钢笔字，竟让我看得花花绿绿直晃眼睛呢!
“徐老师，抽支烟。”眼睛直直地看诗，脑里却在想着别的事。他却很感动于我表象的投入，抖抖地递上来一只香烟——他每次来见我，都要特地买一包廉价烟。他是不抽烟的。而他在离开时，又总会把那拆了封的烟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看着憔悴的他，突然心底里产生出怜悯的情绪来。那年他二十八岁吧?脸容几近烟火色，胡子长短不齐东倒西歪地在尖尖的下巴上不驯服地撅着。瘦削的脸，瘦削的身子骨。只是两眼有一种犀利的光在闪烁，似乎在强烈地渴望着什么。
理智一点，我应劝他不要做这无用功，因为他连文字的基本功都没有，小文章还写不成个儿，怎么去写这五十万字的长篇呢?但我不忍心给他浇泠水，竟违心地说：“真不错，开端很有气魄。好好写，会成功的!”
他非常在意我的话，喜滋滋地接过笔记本，小心翼翼地用我桌上的报纸包好放进皮包里，然后紧紧摇着我的手，一迭声地“谢谢、谢谢”，几乎是倒退着走出了办公室。
他不让我出门送他。我关上门，下意识地拿起一根他留下的香烟，慢慢地抽着，心情竟有些沉重了。
说来可笑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记住他的姓名，而我认识他，已有十年了呢!
最初认识他是在自学考试辅导班上。我那时教外国文学，而他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一是他年龄最大，看上去三四十岁，其实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吧;二是他总是坐在最后排，而他的前面还有许多空位子;三是他每次总是最早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四是他下课时总会敬我一根烟，向我问这问那。我当然对他也特别关照，不仅平时上课时多给他讲解，而且到了复习迎考时，还特意找了许多模拟试卷给他。而他也确实很用功，光课堂笔记就记了厚厚一大撂。但他竟然没有考过去。第二年，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他，问他现在干什么，他说还在考外国文学，这一次又没考过去，“我怎么也记不住那些外国人名字。”他苦笑着一脸歉意地对我说，“但我会一直考下去，直到拿到毕业证为止。徐老师你放心!”他有些内疚地向我作了保证，仿佛很对不住我似的。但我给他的回答是，先把生活工作处理好再想自考的事。
我那时对他的情况也不很了解。只知他家在乡下，是家中最小的一个。高中毕业后，做过小学代课教师，当过农技员，后来又到县城一家集体企业当车间核算员。开始参加自学考试时，厂长还很重视，鼓励他好好学。但后来，就产生了矛盾。他看不惯厂领导的一些做法，于是厂长就把他调到车间当工人了。后来有一次他到报社找我，拿来他写的歌词想发表，说发表了可能厂长会转变对他的看法。那歌词好像不好也不差，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我还是给他发了。他很高兴，此后又拿来两首，也发了。再以后，很长时间就不见他了。
二三年后，他突然来报社找我。这一次没有拿歌词，而是专门找我谈心的。他说早已辞职了，现在在县城里租了一套房子，专门复习参加自学考试。我说你怎么生活呢?他说家里父母还有哥哥资助他一些，他呢，平时贩点青菜卖卖。反正每天尽可能吃得少一点，主要是要把外国文学考过去。
说起卖菜，他有些沮丧。他卖菜不仅秤高，而且还要多让一些。可是买菜的人还是嫌不够秤，竟以为他在耍手腕。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周围卖菜的都排挤他，有意找他的事。一天下来，他大多数情况下，还要赔本。当然，他卖菜时也不忘看外国文学，背那些永远也记不住的外国人名字。有些不留神人家问菜价，他竟然会说“莎士比亚”。最后是无法卖下去了，只好给别人看菜筐子。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听着他的述说，但不知该怎样应对他、指导他。我当时觉得，我劝他写作，劝他学习，其实都是在害他。转个话题，问他结婚了没有。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我不满意，这才跑到城里来的。”我又问在城里有头绪了没有。他说没有。然后他又说，他租屋的附近有家美容店，是师徒两个开的。她们好像对他都很有意思，经常请他吃饭，给他剃头不要钱。他也讲书给他们听。但不知怎么回事，那两个人最近竟打了一架，好像是因为他。现在两人都不理他了，而且对他都恶狠狠的。他现在要搬走了。
他搞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好多问，就给了他一些稿纸，送他走了。
隔了一个多月，他又来了。他说家里带的钱花光了，他又不想回原单位上班，还是想写作，想写歌词，想参加自学考试。但他现在最想的还是自食其力。我问他准备干什么。他说回乡下生豆芽卖。他现在已掌握生豆芽的技巧了。说着，掏出一个红朔料皮旧日记本，指着其中一页说：“你看，我还画了图呢。”我接过来一看，竟写了一二十页生豆芽的技术要领，还有草图呢。他说，前几天他给一个卖豆芽的大嫂帮忙，帮了一天，一分钱不要。那大嫂很奇怪，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学习生豆芽。大嫂说这简单，第二天就一五一十地给他讲解，他便一五一十地记录了下来。
我说那好，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说。他说，最终他还是要到城里来卖，要边卖边写作边参加自学考试，非把外国文学考下来不行。临走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页纸来，说是他才写的歌词，交到我的手里没等我看，就离开了。我展开一看，竟是《豆芽之歌》!
半个月之后，他又来到报社，这一次他的神情非常沮丧。我问豆芽生的怎么样了。他说回到家，按照大嫂讲的要领，将豆子放进缸里，然后交待他的哥哥按要求管理，他就进城了。没想几天后回去一看，豆芽没生出来，全臭了。哥说可能是因为那个缸原是鸡抱窝用的，没把鸡屎洗干净。
我也唏嘘不已一番，算是对他的安慰。但也无话可说，又能说什么呢。问他以后的打算，他说又回到厂里上班了。说着拿出一张纸，说是他写的厂歌，让我在报上发。也就是在那一次，他给我看了他的《绿楼梦》的写作提纲。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骑车回家，突然从路边小吃摊上跑过一个人，手里还拿着张油饼，一迭声地喊“徐老师”。我回头一看，竟是他!我下车，他一个劲地让我吃油饼。到路边我问他近况，他说早从厂里走了，那个厂长太孬，现在他回村当了小学教师。又说他有病，到外地治了几个月，现在好了。最近家里又给他介绍了对象，正谈着。我说你抓紧谈抓紧结婚，不能再等了。他说好，结婚时还要请我喝喜酒呢!
此后竟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我想，他可能已经结过婚，甚至有了孩子。他的宏大的绿楼梦也该了结了吧?我真希望他能尽快地走出这自考和文学的梦想，对于别人来说，这是美梦，对于他来说，却是道道地地的恶梦。
一天上午，他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样子没有多大变化，气色却很好，衣服也很整洁，胡子刮得干净，先是敬烟，手也不抖了。我单刀直入问他结婚了没有。他有些不好意思，说还没有，那个对象又散了，性格不合。不过最近他又谈了一个，是医院里勤杂工，人很不错，也满意他。我说那就快结婚吧。他说女孩子年龄不大，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自学考试要拿到毕业证，不拿到毕业证不结婚，她要等到那一天——同时拿两证，毕业证和结婚证。
我突然觉得事情有些荒诞了。就问他还有几门。他说还有四门，现在正考的是外国文学!
天哪，五六年的时间总有了吧，还不止，他还在外国文学!我不敢朝下问了，当然我心里想到了《绿楼梦》那篇小说，但我极怕提起那件事来。这时有人找我有事出去，只好让他走了。走之前，我看他欲打开包的样子，心想，可能又是那个绿楼梦吧?但愿不是，更但愿她个女孩也不知这事。若知的话，再提出出版《绿楼梦》才能结婚，那他这辈子非打光棍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