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 亲 泣
■胡银福
、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驿站，也是无需刻意顾忌和回避的话题。让离去的亲人安详体面地回归大自然，则是我们晚辈后生义不容辞与天经地义的责任。回忆起我这四十一年以来先后安葬自己的父母、岳父母的情景，不论是几十年的间隔，还是就这几年的眼下，那都属于历历在目的清晰可辨。当然也是一次次让我伤情动怀地深刻思念而不能自拔……
葬母
(一)
妈妈名叫陈玉珍，192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雇农的家庭，三岁时被迫被邻村的一家富裕中农家抱去做童养媳，并称作“押弟子”。后来抱养家还真就添了个男孩，不过逐渐发现这是个又傻又聋之人。妈妈懂事之后，当然誓死不肯嫁给这样的男人为妻。母亲此时也出落成一名模样超群的姑娘，周边不少知根识底又年龄相仿的男子都打起了母亲的主意。不过抱养家却狮子大开口地提出了四十担米彩礼“嫁姑娘”的苛刻条件。一般的人都知难而退了，唯这边过来上门做裁缝活的小伙子，凭着对这家姑娘的中意与喜欢，主要还是那几年做裁缝赚下并积累的手工钱(那时也是以多少升米一天为工钱来结算的)在做着底子、在壮着胆子。他便真的回家带人挑来了四十担雪花花的大米。那时一担是一百六十斤的计量单位，可想而知这数量的可观、这彩礼的厚重。当然这被娶走的新娘子，也是相当般配这彩礼的善美女人一枚啊。
接下来的日子里，妈妈为父亲诞下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的血脉。连拉带扯地将这么多的孩子抚养成人，她自然是吃尽了许多的苦头。刚刚可以松口气、歇一歇的当口，妈妈突然就有了吃口饭就打嗝不止并直冒酸水的毛病。跑到医院一检查就是食道癌的中晚期，在花了妈妈眼中的巨款三百元动了手术回家后，她又凭着“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的执着，干起了农活、养起了鸡鸭鹅猪、带上她的老幺儿子我钓起了鱼虾、扒起了螺丝泥鳅……
本来就是弱不禁风的身子，哪里再经得起这般的折腾。也就在一年半后的一九八零年的八月十日的深夜，妈妈一个人在她那张有着蚊帐遮蔽的床上悄无声息永远地走了。
在这之前，家里为了准备后事，用家里房前屋后及自留地里的杂七杂八的树木，晾干后为妈妈也顺带为爸爸制作了两口薄薄的棺材。尽管当时的殡仪馆(火葬场)早就坐落在葛羊山边上，但此时主要是为城里人服务的，农民是自己在边角荒山挖个坑土埋了事。农村的习俗，妇人棺材的“收钉权”是属于娘家侄子的。我的亲舅舅带着我表哥前来履行了仪式性的任务。我便手牵当时只有三岁，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小侄子胡建，披麻戴孝将装有妈妈遗体的棺椁下葬在了“茨菇墩”的小山边……
葬父
(二)
爸爸胡义道，192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但因为属于男丁的缘故，爷爷奶奶也算是拼尽了浑身解数，让他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再将他送到南京的夫子庙拜师学起了裁缝的手艺。日寇的铁蹄踏碎了父亲在京城学艺谋生的计划，匆匆返回家乡，走村串户地做起了尽管还没来得及出师，却也手艺精湛的手工裁剪缝制的裁缝……
在送别完母亲仅仅不到四年之后，一九八四年的四月三十日的上午，父亲也因为自己拒绝住院系统治疗的气管炎转化为肺气肿，当着我们子女的面断断续续地交代过后事，便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睁眼看世界的眼睛。此时的他也仅仅是刚过花甲的六十三岁的年纪。
而就在此时，马鞍山地区在郊区农村开始推广以“火化”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父亲在以往对这种事情倒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可就在弥留之际，却眼巴巴地看着那口薄薄的棺材，叹着气对我们说道：“也不知道你们搞不搞得过他们嗷……”父亲此时不愿意火化的心愿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明了。因为这是全乡首例的遇见，农民的思想觉悟还都有待于提高。哥哥姐姐加上我，立刻在打破停放三天的惯例，也没有通知任何亲戚至交的情况下，当天便将父亲匆匆土葬在了母亲的身旁，也就是那个叫“茨菇墩”的小山边了。
第二天得到消息的乡里分管殡葬改革的某部长带领几十名戴着口罩，手中各拿一把锹或镐的民兵集合在我家院门口，准备前往扒坟并移尸火化。这哪里能够接受得了啊，我的哥哥姐姐拉上我一起准备与他们“拼命”相争。如果是没有入土即被送去火化还好说，而现在已经入土为安，倘若再被扒坟掘尸，这可真的算是极大的忤逆与羞耻且绝不可接受之事啊。
还是咱这位此时刚刚从师范毕业的人反应敏捷与平和一些，我即刻骑上一部自行车迅速通知本就该报信的我父亲嫡亲外甥，我的表哥。他可是当时全区有名的铁嘴朱，此时正担任着一位区里重要领导人的秘书。他拨开对峙的双方，只见他拿出当时市政府的通告，对那名带队负责人说道“市政府通告明确规定，对不听劝阻的村民可实施行政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并没有要挖坟掘尸的处理啊”……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乡里的一班人马终于在收下五百元的罚款后撤退而去了。只不过，我们当时送别父亲的悲哀之情也被搅扰到五味杂陈、一言难尽的状态之中……
葬岳母
(三)
岳母于焕英，1942年出生在山东菏泽。她的父亲于金亭当时是一名冲锋陷阵的革命军人。岳母是长女，还有两个妹妹就随母亲与祖母生活在原籍。至今仍保留下来的两张旧照，就能看出岳母那时的漂亮、伶俐与可爱。她父亲在照片中戴着帽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的威风与帅气，就更是栩栩如生的精彩。
可是在岳母十岁左右时，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而当时已随军南下的父亲也就地转业在当时属国家重点单位的向山硫铁矿任副矿长的职务。可以想象的出来，没过多久她的父亲就续弦再娶了一名马鞍山这边的大姑娘。后来岳母又有了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从山东投奔过来的岳母就一直寄住于学校，直到从马鞍山二中高中毕业直接分配到郊区的小学任教。
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一同教书的岳父，并与之喜结连理共度一生的。她也像极了自己的母亲，先后为岳父生下了三个千金。而长女多年后就是我的那位老婆大人。岳母待我亲如子嗣，尤其特别的贡献是拉扯长大了我与她女儿的儿子，她的外孙胡皓。自然，儿子胡皓对于她和外公平时都是以“奶奶、爷爷”相称的，还多次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提出要改姓王氏，但遭到善解人意岳父母的反对而不了了之。
2018年11月22日，岳母因胃癌转移肠癌一年之后，躺在人民医院重症单间病床上的岳母奄奄一息、危在旦夕。儿子胡皓抱着自己的女儿瑄瑄，放声痛哭、悲戚满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此时他的泪水是粘稠与贴心的奔放与表达……
岳母终其一生也就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出席她告别仪式的也都是些与她同事过的或她教过的人。岳父委托我这个他认为口才极佳的女婿来为她致辞，此时我突然闪现出二十年前送别她的父亲——我们的外公时，省委组织部一名特派专员的悼词：“于金亭同志，是马鞍山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唯一一位立大功三次的战斗英雄……”岳母虽没有自己父亲的那般辉煌功绩可以追溯，但她平凡、朴素、善良、贤淑的美德却也深深镌刻在了我们儿女子孙的心中。
因本地有“热骨灰不入土”的习俗，虽早几年已经在丁家山公墓购置了双墓穴的位置一处，但还是将骨灰盒寄存在骨灰堂一年后，在2019年的冬至日，由我打了把阳伞胡皓捧着骨灰盒将岳母安葬在了丁家山的那只墓穴中。因现时禁燃放和禁冥币的严格规定，我们当然献上了许多的花束和没有点燃的香烛。这时啊，八十多岁的岳父哽咽不止、老泪纵横地对他一生挚爱的老伴说道;“你在那边好好的，我很快就会过来陪你的”……
葬岳父
(四)
岳父王炳懿，1938出生在本地采石镇(当时属太平府辖)。原本他也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少爷。他的爷爷当时坐拥采石镇“半壁江山”的财产，父亲王庆鸿是当时的“民国模范镇——采石镇”的镇长兼警察署长。他属独子，而他的母亲则是采石当地贫苦人家的女儿。父亲对他还算重视，不过他却在后面于南京城带回了一名名妓纳妾同居。岳父也只好与自己苦命的母亲陶氏相依为命，不过他的生活和学习培养的费用则还是由他的爷爷按时足额提供的。
解放后，他的父亲王庆鸿虽无血债在身，还听说他也多次私下资助过新四军。而且啊，在采石镇解放时他还主动带领所属旧警察接受了人民政府的改编。但据说他曾经在接受中华民国“模范镇”授勋时，受到过蒋某人的“亲自接见”、“绶带合影”名声太大。因此在当时开展的“镇反”运动中，他就被划归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范围，在一九五一的时候被当涂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给镇压掉了。他走了也就算了，据说家里人为了划清界限连尸都没有为他收敛。
可接下来的岳父以优异的成绩参加多次的考试，却无一家名校敢录取他。最后还是一家属于中师的宣城师范学校勉强录取了他。毕业时，本已又再次收到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他，又再一次被宣布通知书无效作废。后被草草分配到——位于靠近邻省边界的濮塘双板“凤凰小学”，参加了实际就是监督改造式的工作。在经过三年的考验期后，他才被安排调动到近郊的慈湖小学任教。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岳父的毛笔书法漂亮，被抽调集中抄写“大字报”。因忙中出错，将一个敏感无比的“东”字抄成了“奇”字，结果身陷囹圄被关进牛棚达半年之久。
在这后面几十年的从教生涯中，尽管岳父是才华横溢般的优秀，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小学语文的教学更是得到国家教委的肯定与褒奖，还特别聘请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学高级教师评审委员会委员。但他毕其一生的最高行政职务，也就是一名资深无比的小学校长。而加入党组织的孜孜追求，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末，才得以实现与落实。
岳父对待我和我的儿子，亦如岳母一样的博爱。特别是他睿智博学的内涵，更是深刻影响与鼓舞了我三十多个春秋。原本身体一直
葬 亲 泣
■胡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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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驿站，也是无需刻意顾忌和回避的话题。让离去的亲人安详体面地回归大自然，则是我们晚辈后生义不容辞与天经地义的责任。回忆起我这四十一年以来先后安葬自己的父母、岳父母的情景，不论是几十年的间隔，还是就这几年的眼下，那都属于历历在目的清晰可辨。当然也是一次次让我伤情动怀地深刻思念而不能自拔……
葬母
(一)
妈妈名叫陈玉珍，192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雇农的家庭，三岁时被迫被邻村的一家富裕中农家抱去做童养媳，并称作“押弟子”。后来抱养家还真就添了个男孩，不过逐渐发现这是个又傻又聋之人。妈妈懂事之后，当然誓死不肯嫁给这样的男人为妻。母亲此时也出落成一名模样超群的姑娘，周边不少知根识底又年龄相仿的男子都打起了母亲的主意。不过抱养家却狮子大开口地提出了四十担米彩礼“嫁姑娘”的苛刻条件。一般的人都知难而退了，唯这边过来上门做裁缝活的小伙子，凭着对这家姑娘的中意与喜欢，主要还是那几年做裁缝赚下并积累的手工钱(那时也是以多少升米一天为工钱来结算的)在做着底子、在壮着胆子。他便真的回家带人挑来了四十担雪花花的大米。那时一担是一百六十斤的计量单位，可想而知这数量的可观、这彩礼的厚重。当然这被娶走的新娘子，也是相当般配这彩礼的善美女人一枚啊。
接下来的日子里，妈妈为父亲诞下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的血脉。连拉带扯地将这么多的孩子抚养成人，她自然是吃尽了许多的苦头。刚刚可以松口气、歇一歇的当口，妈妈突然就有了吃口饭就打嗝不止并直冒酸水的毛病。跑到医院一检查就是食道癌的中晚期，在花了妈妈眼中的巨款三百元动了手术回家后，她又凭着“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的执着，干起了农活、养起了鸡鸭鹅猪、带上她的老幺儿子我钓起了鱼虾、扒起了螺丝泥鳅……
本来就是弱不禁风的身子，哪里再经得起这般的折腾。也就在一年半后的一九八零年的八月十日的深夜，妈妈一个人在她那张有着蚊帐遮蔽的床上悄无声息永远地走了。
在这之前，家里为了准备后事，用家里房前屋后及自留地里的杂七杂八的树木，晾干后为妈妈也顺带为爸爸制作了两口薄薄的棺材。尽管当时的殡仪馆(火葬场)早就坐落在葛羊山边上，但此时主要是为城里人服务的，农民是自己在边角荒山挖个坑土埋了事。农村的习俗，妇人棺材的“收钉权”是属于娘家侄子的。我的亲舅舅带着我表哥前来履行了仪式性的任务。我便手牵当时只有三岁，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小侄子胡建，披麻戴孝将装有妈妈遗体的棺椁下葬在了“茨菇墩”的小山边……
葬父
(二)
爸爸胡义道，192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但因为属于男丁的缘故，爷爷奶奶也算是拼尽了浑身解数，让他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再将他送到南京的夫子庙拜师学起了裁缝的手艺。日寇的铁蹄踏碎了父亲在京城学艺谋生的计划，匆匆返回家乡，走村串户地做起了尽管还没来得及出师，却也手艺精湛的手工裁剪缝制的裁缝……
在送别完母亲仅仅不到四年之后，一九八四年的四月三十日的上午，父亲也因为自己拒绝住院系统治疗的气管炎转化为肺气肿，当着我们子女的面断断续续地交代过后事，便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睁眼看世界的眼睛。此时的他也仅仅是刚过花甲的六十三岁的年纪。
而就在此时，马鞍山地区在郊区农村开始推广以“火化”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父亲在以往对这种事情倒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可就在弥留之际，却眼巴巴地看着那口薄薄的棺材，叹着气对我们说道：“也不知道你们搞不搞得过他们嗷……”父亲此时不愿意火化的心愿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明了。因为这是全乡首例的遇见，农民的思想觉悟还都有待于提高。哥哥姐姐加上我，立刻在打破停放三天的惯例，也没有通知任何亲戚至交的情况下，当天便将父亲匆匆土葬在了母亲的身旁，也就是那个叫“茨菇墩”的小山边了。
第二天得到消息的乡里分管殡葬改革的某部长带领几十名戴着口罩，手中各拿一把锹或镐的民兵集合在我家院门口，准备前往扒坟并移尸火化。这哪里能够接受得了啊，我的哥哥姐姐拉上我一起准备与他们“拼命”相争。如果是没有入土即被送去火化还好说，而现在已经入土为安，倘若再被扒坟掘尸，这可真的算是极大的忤逆与羞耻且绝不可接受之事啊。
还是咱这位此时刚刚从师范毕业的人反应敏捷与平和一些，我即刻骑上一部自行车迅速通知本就该报信的我父亲嫡亲外甥，我的表哥。他可是当时全区有名的铁嘴朱，此时正担任着一位区里重要领导人的秘书。他拨开对峙的双方，只见他拿出当时市政府的通告，对那名带队负责人说道“市政府通告明确规定，对不听劝阻的村民可实施行政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并没有要挖坟掘尸的处理啊”……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乡里的一班人马终于在收下五百元的罚款后撤退而去了。只不过，我们当时送别父亲的悲哀之情也被搅扰到五味杂陈、一言难尽的状态之中……
葬岳母
(三)
岳母于焕英，1942年出生在山东菏泽。她的父亲于金亭当时是一名冲锋陷阵的革命军人。岳母是长女，还有两个妹妹就随母亲与祖母生活在原籍。至今仍保留下来的两张旧照，就能看出岳母那时的漂亮、伶俐与可爱。她父亲在照片中戴着帽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的威风与帅气，就更是栩栩如生的精彩。
可是在岳母十岁左右时，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而当时已随军南下的父亲也就地转业在当时属国家重点单位的向山硫铁矿任副矿长的职务。可以想象的出来，没过多久她的父亲就续弦再娶了一名马鞍山这边的大姑娘。后来岳母又有了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从山东投奔过来的岳母就一直寄住于学校，直到从马鞍山二中高中毕业直接分配到郊区的小学任教。
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一同教书的岳父，并与之喜结连理共度一生的。她也像极了自己的母亲，先后为岳父生下了三个千金。而长女多年后就是我的那位老婆大人。岳母待我亲如子嗣，尤其特别的贡献是拉扯长大了我与她女儿的儿子，她的外孙胡皓。自然，儿子胡皓对于她和外公平时都是以“奶奶、爷爷”相称的，还多次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提出要改姓王氏，但遭到善解人意岳父母的反对而不了了之。
2018年11月22日，岳母因胃癌转移肠癌一年之后，躺在人民医院重症单间病床上的岳母奄奄一息、危在旦夕。儿子胡皓抱着自己的女儿瑄瑄，放声痛哭、悲戚满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此时他的泪水是粘稠与贴心的奔放与表达……
岳母终其一生也就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出席她告别仪式的也都是些与她同事过的或她教过的人。岳父委托我这个他认为口才极佳的女婿来为她致辞，此时我突然闪现出二十年前送别她的父亲——我们的外公时，省委组织部一名特派专员的悼词：“于金亭同志，是马鞍山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唯一一位立大功三次的战斗英雄……”岳母虽没有自己父亲的那般辉煌功绩可以追溯，但她平凡、朴素、善良、贤淑的美德却也深深镌刻在了我们儿女子孙的心中。
因本地有“热骨灰不入土”的习俗，虽早几年已经在丁家山公墓购置了双墓穴的位置一处，但还是将骨灰盒寄存在骨灰堂一年后，在2019年的冬至日，由我打了把阳伞胡皓捧着骨灰盒将岳母安葬在了丁家山的那只墓穴中。因现时禁燃放和禁冥币的严格规定，我们当然献上了许多的花束和没有点燃的香烛。这时啊，八十多岁的岳父哽咽不止、老泪纵横地对他一生挚爱的老伴说道;“你在那边好好的，我很快就会过来陪你的”……
葬岳父
(四)
岳父王炳懿，1938出生在本地采石镇(当时属太平府辖)。原本他也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少爷。他的爷爷当时坐拥采石镇“半壁江山”的财产，父亲王庆鸿是当时的“民国模范镇——采石镇”的镇长兼警察署长。他属独子，而他的母亲则是采石当地贫苦人家的女儿。父亲对他还算重视，不过他却在后面于南京城带回了一名名妓纳妾同居。岳父也只好与自己苦命的母亲陶氏相依为命，不过他的生活和学习培养的费用则还是由他的爷爷按时足额提供的。
解放后，他的父亲王庆鸿虽无血债在身，还听说他也多次私下资助过新四军。而且啊，在采石镇解放时他还主动带领所属旧警察接受了人民政府的改编。但据说他曾经在接受中华民国“模范镇”授勋时，受到过蒋某人的“亲自接见”、“绶带合影”名声太大。因此在当时开展的“镇反”运动中，他就被划归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范围，在一九五一的时候被当涂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给镇压掉了。他走了也就算了，据说家里人为了划清界限连尸都没有为他收敛。
可接下来的岳父以优异的成绩参加多次的考试，却无一家名校敢录取他。最后还是一家属于中师的宣城师范学校勉强录取了他。毕业时，本已又再次收到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他，又再一次被宣布通知书无效作废。后被草草分配到——位于靠近邻省边界的濮塘双板“凤凰小学”，参加了实际就是监督改造式的工作。在经过三年的考验期后，他才被安排调动到近郊的慈湖小学任教。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岳父的毛笔书法漂亮，被抽调集中抄写“大字报”。因忙中出错，将一个敏感无比的“东”字抄成了“奇”字，结果身陷囹圄被关进牛棚达半年之久。
在这后面几十年的从教生涯中，尽管岳父是才华横溢般的优秀，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小学语文的教学更是得到国家教委的肯定与褒奖，还特别聘请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学高级教师评审委员会委员。但他毕其一生的最高行政职务，也就是一名资深无比的小学校长。而加入党组织的孜孜追求，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末，才得以实现与落实。
岳父对待我和我的儿子，亦如岳母一样的博爱。特别是他睿智博学的内涵，更是深刻影响与鼓舞了我三十多个春秋。原本身体一直硬朗的他，在去年疫情形势稍微平缓些的时候，还跟我们提出要到采石镇和宣城师范老校址走走看看的愿望。去年的四月我们全家四世同堂地陪着他仔细游览了采石镇。计划准备今年的五一，再陪他宣城之行的。可他却在去年的六月突发脑梗，而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是不是他老人家是着急着要到丁家山，陪伴他更加牵肠挂肚的爱人去了?这就成了我们后人心中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就在这个月的清明，我还是打着一把遮阳伞，胡皓手捧他的骨灰盒，三个千金女儿皆带着和着泪花的鲜花，深情肃穆地将如同父亲一样的岳父安葬在了——已在此等候的岳母身旁……
在安葬好岳父，并共同祭奠过岳母之后，我又携家带口来到距此不过两公里的“茨菇墩”。朵朵芬芳淡雅的菊花，同样寄托着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淡忘过的缅怀与思念。爸爸、妈妈，您们好吗?
虽然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但思亲怀祖的人之常情，也是无需忌讳与回避的孝心善举。在这一点上，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那篇饱含深情的《祭母文》，早就发出了振耳发聩般地呼唤与呐喊。包括许世友上将当年坚持土葬陪母的争议之举，在人们的心中随着时光的消弭，也好像变得情有可原，甚至是肃然起敬起来了。
葬 亲 泣
■胡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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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驿站，也是无需刻意顾忌和回避的话题。让离去的亲人安详体面地回归大自然，则是我们晚辈后生义不容辞与天经地义的责任。回忆起我这四十一年以来先后安葬自己的父母、岳父母的情景，不论是几十年的间隔，还是就这几年的眼下，那都属于历历在目的清晰可辨。当然也是一次次让我伤情动怀地深刻思念而不能自拔……
葬母
(一)
妈妈名叫陈玉珍，192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雇农的家庭，三岁时被迫被邻村的一家富裕中农家抱去做童养媳，并称作“押弟子”。后来抱养家还真就添了个男孩，不过逐渐发现这是个又傻又聋之人。妈妈懂事之后，当然誓死不肯嫁给这样的男人为妻。母亲此时也出落成一名模样超群的姑娘，周边不少知根识底又年龄相仿的男子都打起了母亲的主意。不过抱养家却狮子大开口地提出了四十担米彩礼“嫁姑娘”的苛刻条件。一般的人都知难而退了，唯这边过来上门做裁缝活的小伙子，凭着对这家姑娘的中意与喜欢，主要还是那几年做裁缝赚下并积累的手工钱(那时也是以多少升米一天为工钱来结算的)在做着底子、在壮着胆子。他便真的回家带人挑来了四十担雪花花的大米。那时一担是一百六十斤的计量单位，可想而知这数量的可观、这彩礼的厚重。当然这被娶走的新娘子，也是相当般配这彩礼的善美女人一枚啊。
接下来的日子里，妈妈为父亲诞下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的血脉。连拉带扯地将这么多的孩子抚养成人，她自然是吃尽了许多的苦头。刚刚可以松口气、歇一歇的当口，妈妈突然就有了吃口饭就打嗝不止并直冒酸水的毛病。跑到医院一检查就是食道癌的中晚期，在花了妈妈眼中的巨款三百元动了手术回家后，她又凭着“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的执着，干起了农活、养起了鸡鸭鹅猪、带上她的老幺儿子我钓起了鱼虾、扒起了螺丝泥鳅……
本来就是弱不禁风的身子，哪里再经得起这般的折腾。也就在一年半后的一九八零年的八月十日的深夜，妈妈一个人在她那张有着蚊帐遮蔽的床上悄无声息永远地走了。
在这之前，家里为了准备后事，用家里房前屋后及自留地里的杂七杂八的树木，晾干后为妈妈也顺带为爸爸制作了两口薄薄的棺材。尽管当时的殡仪馆(火葬场)早就坐落在葛羊山边上，但此时主要是为城里人服务的，农民是自己在边角荒山挖个坑土埋了事。农村的习俗，妇人棺材的“收钉权”是属于娘家侄子的。我的亲舅舅带着我表哥前来履行了仪式性的任务。我便手牵当时只有三岁，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小侄子胡建，披麻戴孝将装有妈妈遗体的棺椁下葬在了“茨菇墩”的小山边……
葬父
(二)
爸爸胡义道，192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但因为属于男丁的缘故，爷爷奶奶也算是拼尽了浑身解数，让他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再将他送到南京的夫子庙拜师学起了裁缝的手艺。日寇的铁蹄踏碎了父亲在京城学艺谋生的计划，匆匆返回家乡，走村串户地做起了尽管还没来得及出师，却也手艺精湛的手工裁剪缝制的裁缝……
在送别完母亲仅仅不到四年之后，一九八四年的四月三十日的上午，父亲也因为自己拒绝住院系统治疗的气管炎转化为肺气肿，当着我们子女的面断断续续地交代过后事，便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睁眼看世界的眼睛。此时的他也仅仅是刚过花甲的六十三岁的年纪。
而就在此时，马鞍山地区在郊区农村开始推广以“火化”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父亲在以往对这种事情倒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可就在弥留之际，却眼巴巴地看着那口薄薄的棺材，叹着气对我们说道：“也不知道你们搞不搞得过他们嗷……”父亲此时不愿意火化的心愿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明了。因为这是全乡首例的遇见，农民的思想觉悟还都有待于提高。哥哥姐姐加上我，立刻在打破停放三天的惯例，也没有通知任何亲戚至交的情况下，当天便将父亲匆匆土葬在了母亲的身旁，也就是那个叫“茨菇墩”的小山边了。
第二天得到消息的乡里分管殡葬改革的某部长带领几十名戴着口罩，手中各拿一把锹或镐的民兵集合在我家院门口，准备前往扒坟并移尸火化。这哪里能够接受得了啊，我的哥哥姐姐拉上我一起准备与他们“拼命”相争。如果是没有入土即被送去火化还好说，而现在已经入土为安，倘若再被扒坟掘尸，这可真的算是极大的忤逆与羞耻且绝不可接受之事啊。
还是咱这位此时刚刚从师范毕业的人反应敏捷与平和一些，我即刻骑上一部自行车迅速通知本就该报信的我父亲嫡亲外甥，我的表哥。他可是当时全区有名的铁嘴朱，此时正担任着一位区里重要领导人的秘书。他拨开对峙的双方，只见他拿出当时市政府的通告，对那名带队负责人说道“市政府通告明确规定，对不听劝阻的村民可实施行政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并没有要挖坟掘尸的处理啊”……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乡里的一班人马终于在收下五百元的罚款后撤退而去了。只不过，我们当时送别父亲的悲哀之情也被搅扰到五味杂陈、一言难尽的状态之中……
葬岳母
(三)
岳母于焕英，1942年出生在山东菏泽。她的父亲于金亭当时是一名冲锋陷阵的革命军人。岳母是长女，还有两个妹妹就随母亲与祖母生活在原籍。至今仍保留下来的两张旧照，就能看出岳母那时的漂亮、伶俐与可爱。她父亲在照片中戴着帽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的威风与帅气，就更是栩栩如生的精彩。
可是在岳母十岁左右时，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而当时已随军南下的父亲也就地转业在当时属国家重点单位的向山硫铁矿任副矿长的职务。可以想象的出来，没过多久她的父亲就续弦再娶了一名马鞍山这边的大姑娘。后来岳母又有了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从山东投奔过来的岳母就一直寄住于学校，直到从马鞍山二中高中毕业直接分配到郊区的小学任教。
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一同教书的岳父，并与之喜结连理共度一生的。她也像极了自己的母亲，先后为岳父生下了三个千金。而长女多年后就是我的那位老婆大人。岳母待我亲如子嗣，尤其特别的贡献是拉扯长大了我与她女儿的儿子，她的外孙胡皓。自然，儿子胡皓对于她和外公平时都是以“奶奶、爷爷”相称的，还多次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提出要改姓王氏，但遭到善解人意岳父母的反对而不了了之。
2018年11月22日，岳母因胃癌转移肠癌一年之后，躺在人民医院重症单间病床上的岳母奄奄一息、危在旦夕。儿子胡皓抱着自己的女儿瑄瑄，放声痛哭、悲戚满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此时他的泪水是粘稠与贴心的奔放与表达……
岳母终其一生也就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出席她告别仪式的也都是些与她同事过的或她教过的人。岳父委托我这个他认为口才极佳的女婿来为她致辞，此时我突然闪现出二十年前送别她的父亲——我们的外公时，省委组织部一名特派专员的悼词：“于金亭同志，是马鞍山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唯一一位立大功三次的战斗英雄……”岳母虽没有自己父亲的那般辉煌功绩可以追溯，但她平凡、朴素、善良、贤淑的美德却也深深镌刻在了我们儿女子孙的心中。
因本地有“热骨灰不入土”的习俗，虽早几年已经在丁家山公墓购置了双墓穴的位置一处，但还是将骨灰盒寄存在骨灰堂一年后，在2019年的冬至日，由我打了把阳伞胡皓捧着骨灰盒将岳母安葬在了丁家山的那只墓穴中。因现时禁燃放和禁冥币的严格规定，我们当然献上了许多的花束和没有点燃的香烛。这时啊，八十多岁的岳父哽咽不止、老泪纵横地对他一生挚爱的老伴说道;“你在那边好好的，我很快就会过来陪你的”……
葬岳父
(四)
岳父王炳懿，1938出生在本地采石镇(当时属太平府辖)。原本他也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少爷。他的爷爷当时坐拥采石镇“半壁江山”的财产，父亲王庆鸿是当时的“民国模范镇——采石镇”的镇长兼警察署长。他属独子，而他的母亲则是采石当地贫苦人家的女儿。父亲对他还算重视，不过他却在后面于南京城带回了一名名妓纳妾同居。岳父也只好与自己苦命的母亲陶氏相依为命，不过他的生活和学习培养的费用则还是由他的爷爷按时足额提供的。
解放后，他的父亲王庆鸿虽无血债在身，还听说他也多次私下资助过新四军。而且啊，在采石镇解放时他还主动带领所属旧警察接受了人民政府的改编。但据说他曾经在接受中华民国“模范镇”授勋时，受到过蒋某人的“亲自接见”、“绶带合影”名声太大。因此在当时开展的“镇反”运动中，他就被划归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范围，在一九五一的时候被当涂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给镇压掉了。他走了也就算了，据说家里人为了划清界限连尸都没有为他收敛。
可接下来的岳父以优异的成绩参加多次的考试，却无一家名校敢录取他。最后还是一家属于中师的宣城师范学校勉强录取了他。毕业时，本已又再次收到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他，又再一次被宣布通知书无效作废。后被草草分配到——位于靠近邻省边界的濮塘双板“凤凰小学”，参加了实际就是监督改造式的工作。在经过三年的考验期后，他才被安排调动到近郊的慈湖小学任教。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岳父的毛笔书法漂亮，被抽调集中抄写“大字报”。因忙中出错，将一个敏感无比的“东”字抄成了“奇”字，结果身陷囹圄被关进牛棚达半年之久。
在这后面几十年的从教生涯中，尽管岳父是才华横溢般的优秀，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小学语文的教学更是得到国家教委的肯定与褒奖，还特别聘请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学高级教师评审委员会委员。但他毕其一生的最高行政职务，也就是一名资深无比的小学校长。而加入党组织的孜孜追求，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末，才得以实现与落实。
岳父对待我和我的儿子，亦如岳母一样的博爱。特别是他睿智博学的内涵，更是深刻影响与鼓舞了我三十多个春秋。原本身体一直硬朗的他，在去年疫情形势稍微平缓些的时候，还跟我们提出要到采石镇和宣城师范老校址走走看看的愿望。去年的四月我们全家四世同堂地陪着他仔细游览了采石镇。计划准备今年的五一，再陪他宣城之行的。可他却在去年的六月突发脑梗，而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是不是他老人家是着急着要到丁家山，陪伴他更加牵肠挂肚的爱人去了?这就成了我们后人心中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就在这个月的清明，我还是打着一把遮阳伞，胡皓手捧他的骨灰盒，三个千金女儿皆带着和着泪花的鲜花，深情肃穆地将如同父亲一样的岳父安葬在了——已在此等候的岳母身旁……
在安葬好岳父，并共同祭奠过岳母之后，我又携家带口来到距此不过两公里的“茨菇墩”。朵朵芬芳淡雅的菊花，同样寄托着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淡忘过的缅怀与思念。爸爸、妈妈，您们好吗?
虽然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但思亲怀祖的人之常情，也是无需忌讳与回避的孝心善举。在这一点上，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那篇饱含深情的《祭母文》，早就发出了振耳发聩般地呼唤与呐喊。包括许世友上将当年坚持土葬陪母的争议之举，在人们的心中随着时光的消弭，也好像变得情有可原，甚至是肃然起敬起来了。
硬朗的他，在去年疫情形势稍微平缓些的时候，还跟我们提出要到采石镇和宣城师范老校址走走看看的愿望。去年的四月我们全家四世同堂地陪着他仔细游览了采石镇。计划准备今年的五一，再陪他宣城之行的。可他却在去年的六月突发脑梗，而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是不是他老人家是着急着要到丁家山，陪伴他更加牵肠挂肚的爱人去了?这就成了我们后人心中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就在这个月的清明，我还是打着一把遮阳伞，胡皓手捧他的骨灰盒，三个千金女儿皆带着和着泪花的鲜花，深情肃穆地将如同父亲一样的岳父安葬在了——已在此等候的岳母身旁……
在安葬好岳父，并共同祭奠过岳母之后，我又携家带口来到距此不过两公里的“茨菇墩”。朵朵芬芳淡雅的菊花，同样寄托着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淡忘过的缅怀与思念。爸爸、妈妈，您们好吗?
虽然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但思亲怀祖的人之常情，也是无需忌讳与回避的孝心善举。在这一点上，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那篇饱含深情的《祭母文》，早就发出了振耳发聩般地呼唤与呐喊。包括许世友上将当年坚持土葬陪母的争议之举，在人们的心中随着时光的消弭，也好像变得情有可原，甚至是肃然起敬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