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混沌的少年时光
文/孙兰茂
从入学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这个少年时光里，我经历了被扭曲了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又经历了一些被扭曲了的人和事。徜徉在新时代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国度里，萦绕在脑海里四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禁历历在目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一）我的两个老师
为躲避饥荒，六十年代初，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远赴黑龙江的安达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我在安达市郊的一所学校上了一年级。因房屋紧张，每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每个年级每天只能上半天课，要么是上午，要么是下午。班主任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性，一双爱笑的眼睛，扎着两个小辫子。她姓梁，叫什么名字我一直都不知道。梁老师既教语文，也教算术。因我是外地人，她耽心我听不懂东北的普通话，就耐心地教我说普通话，并耐心地给我辅导功课。通过她的教育，我的学习成绩逐渐上升到了班级的前列，第一批就加入了少先队员。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仅仅在这一年戴了红领巾，其他年份就没有佩戴过。戴着红领巾活跃在校园里，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荣耀的人。
在这里，我不仅学会了课程所要求的加减法，还在课余时间学会了简单的乘法，并且认识了几百个字。到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有很多老师都在给学生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这个运动。
可梁老师只教我们学习书本知识，并不涉猎课外的政治内容。这一年时间的学习，是我从小学到初中所有在校期间进步最快、获取知识最丰富且又最快乐的时段。
当我生病请假在家的时候，是梁老师冒着严寒来看望我。看了梁老师，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在我的记忆里，她是我所有学习生涯中第一个来家访，也是唯一一个来家访的老师。
梁老师，您在哪里?我曾试图联系她，但因种种缘故，终究没能如愿。她的形象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
上学的第二年，社会到处都在抓“盲流”，因在城里居住不下去，我们一家便迁到了城市附近的乡下。这里的老师是不怎么上课的，倒是经常给我们在操场上开会，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事迹报告，参与批斗“臭老九(老师)”，抑或是每人手里挑着一面小红旗，到村上挨家挨户地发传单。
有一次，在谢姓女老师的带领下，当举着小红旗的队伍从我家门前经过时，谢姓老师说：“这家人才从外地来，家庭历史情况不清楚，不能发给传单。”听了她的话，我的头上像是在三九天被人浇了一瓢凉水，我的心真是凉透了。
她把我们家庭看做是坏人啊。她为什么对我如此残忍?我想呼喊，想逃离这个麻木不仁的一群人，但在当时的氛围下，我没勇气做到，而只能无奈地吞下这枚苦果。
我从心底里为这被扭曲了灵魂的老师祈祷：你讲点爱心吧，不要再这么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了。
（二）红小兵
在乡下，我所在的学校早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就进行了“停课闹革命”。到后来，尽管“复课”了，却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因不再学习文化课，而是天天学语录，学唱歌。于是，我就学会了许多语录和歌曲，直到现在还能熟练地背诵和歌唱。
在课外，同一个生产队的小孩子们，也组织了宣传队。到了晚上，就成群结队地到社员家里演出。在演出的同时，还教社员们如何做好三请示三汇报(早中晚三顿饭之前要在主席画像前举行仪式)，并教他们学习背诵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等。小学生称作“红小兵”，胳膊上带着一个写着红小兵字样的红袖章。在老师的组织下，常在一起开展斗私批修活动。在斗私批修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都要深刻检讨自己的私心杂念。没什么可说的，也要在灵魂深处深挖自己的私心杂念，这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或“灵魂深处闹革命”。因我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强，加上也确实没什么私字可说，发言就比别人少，认识的深刻程度也很肤浅。因此常引起老师的不满和批评。因挨了批评，个别同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或用晚上集合的机会，就用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来攻击我。
小孩子们也学会了搞阶级斗争，他们是想把我推进到阶级敌人的立场上去，我心里常常是胆战心惊的。
主席像章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老农好不容易得了一枚像章，因光着膀子没地方挂，就索性将像章上的别针扎进了自己的胸脯上。老农的做法让人很敬佩。
弟弟就没那么幸运了，当他向别人要了一枚像章后，因身上只穿了一个裤衩，他就把像章挂到自己的裤衩上。这事被小伙伴们发现后，他们就报告给了学校。一脸胡子拉碴的谢姓老师便组织全班同学对弟弟进行斗争。说他是小反革命。在那些日子里，幼小的弟弟像是丢了魂。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厕所里捡到了一枚主席像章，他兴致勃勃地将这枚像章交到了办公室，说是在厕所里捡到的。校长听了此事如五雷轰顶，立即组织老师对全校进行排查。因经过两三天时间也没查出结果，上级便作出了一个对校长免除职务，并在全公社各学校进行轮流批斗的处分。
（三）学文，更要兼学别样
六十年代末，家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们一家人就从安达返回了老家，我在本村学校的四年级继续读书。
因为以前没学过除法，当遇到计算三角形面积等于底乘高除以二的时候，做好的题目被老师一次次地在作业本上打个红叉叉退了回来。我被折腾的泪眼婆娑。同桌的孙庆田同学实在看不下去，就耐心地给我讲解，我才学会了除以二的算法。通过挙一反三，其他除法的计算，我也基本掌握了。
四年级只上了一个月就开始放期限为一个月的麦忙假。由于麦忙假与暑假当中只相差几天时间，根据学校通知，麦假结束后就没到学校上课，而是到九月一日暑假结束后才正式到校上课。因小学改成五年制，开学后我就成了毕业班的学生。
学习的课程除了语文、算术、政治外，更多的是学工、学农、学军。国家规定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主次关系恰恰颠倒了个。学文被放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
平时的文化考试实行开卷。令人难以忘记的一位老师，叫孙夫腾，他特别痛恨开卷考试。有一次考数学，他拿着一叠试卷进入教室后，把试卷向空中一抛，说：“开卷考试了，这就是开卷考试。”一张试卷，大家一共做了三天，有拿回家找人做的，有相互抄袭的。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孙老师因开卷考试而气得彻夜难眠。
因为乡下条件限制，让学生到工厂学工是不可能的事。班级里就成立了木工组，理发组，花木修剪组及卫生组等几个小组。木工组负责为学生修理桌凳，修理门窗;理发组负责为学生理发;花木修剪组负责修剪学校花木及花木的浇水、除草;卫生组则负责学校院落和操场的卫生打扫。
学校西南角有一块地，是专门供学生学农用的，劳动课每天都有。同学们或拿铁锨挖地，或抬着水桶浇水，或蹲在地里面拔草。因为我挖地不够平整，老师就手把手地教。并且说：“连地都挖不平整，将来到了农村怎么参加劳动?”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真不是个滋味。难道说我们上学就是为了回家种地吗?
农忙时一个月要去生产队支农好几次。对劳动感兴趣的同学每逢去生产队劳动，都非常兴奋。常在出发前拼命地朗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到大田里帮生产队拾麦穗，拔稻秧，割油菜及其他农活，中午每人只能享受一碗小米粥的待遇。
在地头休息时，一位姓张的女老师对同学语重心长地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劳动，劳动就是受罪啊。”也就是回到学校没几天的时间，有人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张老师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宣扬劳动就是受罪的论调，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摇旗呐喊，是毒害青少年学生的大毒草。
学校操场一角有两个高大的坟茔，课间的时候，学生们常在坟茔上嬉戏打闹。郑校长觉得坟茔是学生学军的好地方，于是在学军课上就带领学生以坟茔为碉堡，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由于在坟茔上跑来跑去，一个叫孙庆燕的学生从高高的坟头上栽了下来。他的脸被擦破了一块皮，脸上鲜血直流。
此种情况下，郑校长非但毫不介意，而且还带领学生高唱歌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语录歌。
孙庆燕的脸因学军被擦伤所留下的那片鲜红的印记，因颜色没有变过来，就永远地保留在了自己的脸上。
（四）课桌风波
五年级最后一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被评为“五好学生(德、智、体、美、劳)”。奖状就是一张主席画像，底部只盖了学校的一枚印章。
小学毕业后，我的厄运随之降临。在盼望已久的初中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我等来的却是名落孙山的告知。为什么成绩优异的学生会落榜?我想去死，但我又舍不得离开我的家人!
因升学全部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人说了算，所以父亲和哥哥就找他询问我没能升学的原因。那人说：“升学是推荐制，不按成绩。”哥哥说：“推荐又是什么条件呢?”那人便蛮横地说：“没什么条件，越是想上，就越不能上。”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只有回到学校留级。当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去学校报到时，发现自带的课桌没有了。这可是我们家里唯一的一张用来上学的桌子啊。我心急如焚地去找郑姓分管后勤的主任。是放假时他不让学生把课桌搬回家的，并且对学生信誓旦旦地说：“放假时课桌一律不准搬回家，丢了一根针，学校还你一个大梁头!”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却一反常态地死不认账。我说：“你不是说丢一根针还一个大梁头的吗?”他恶狠狠地说：“谁说了?谁说了?还你大梁头，还还你个杈股子(房梁的支架)呢!”人们都喊他是“郑秃子”，是因为他没有头发。可在我的心里，他岂止没有头发，他的灵魂也是一片空白。
校长和班级老师都对课桌的事置若罔闻，父亲又没有勇气去学校理论。没课桌学习的痛苦只能由我自己忍受。我从家里拿来一条板凳，哀求着坐在同学课桌的桌头上上课和写作业。若不是因学习成绩好的话，趴人家的桌头也是件很难的事。
对于课桌的事，后来打听到，在学生放假期间，大队组织社员经常在学校举行各种活动。有谈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有在一起跳“忠字舞”、大演大唱的，还有对四类分子召开批斗大会的。学生的课桌被搬来搬去，在校值日的老师又不敢制止。我的课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失的。
终于迎来了毕业。当年，升学破天荒地取消了推荐制，而改按考试成绩录取制。考试是在公社中心小学进行的，我以全班分数第一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了本校的初中“戴帽班”。进入初中以后，就不用自带课桌了，困扰我一年的课桌问题终于离我而去了。
（五）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一九七三年底，小学生黄帅因犯错误被老师批评，而上书北京日报，随后又被转发至人民日报。她被称作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师道尊严的勇士，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彭老师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高中仅上了一年就到学校当老师。文化底子薄，加上他平时说话随心所欲，学生们对他就表现出一种傲慢。因他看不惯学校号召学生“反潮流”，看不惯学生对老师指手画脚的姿态，他就在班里发了一些牢骚：“美其名曰的反潮流，反什么潮流，反潮流就不要学习了吗?反潮流就不要尊重老师了吗?”
彭老师“美其名曰反潮流”的话，被同学们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有的学生干脆把他平时在班上说的所有不合时宜的话统统整理出来，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到学校的宣传栏上。有一个范姓的女同学因在大字本上给老师提意见，不仅受到老师的表扬，而且还把她在大字本提意见的那页纸张贴到班级的学习专栏上，号召全班同学向她学习。
一个杨姓的同学写大字报，要求我和其他同学在大字报下面签名。内容是反对尹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背诵作文选，对学生学习单元测试。说老师是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维护者。老师的做法究竟错在哪里?因我提出质疑并拒绝签字，他就伙同其他同学对我围攻。说我是封资修教育路线的俘虏，是地地道道的“小绵羊”。并且还说我读书目的不明确，是为了做官。我觉得委屈，却没地方倾诉。
紧挨着学校居住的范姓人家的孩子，因与同学打架受到黄老师的批评。他觉得冤屈，就把这事告诉了家里。他的母亲听了，像是受了莫大的侮辱。她连手里拿着的煎饼没来得及吃完，就怒气冲冲地找到正在上课的黄老师。她一边吃着煎饼，一边指手画脚地质问黄老师：“现在时兴反潮流，你为什么用手指头指我的孩子?你想打死他啊?为什么你还说要打架就回家去打?你以为学校是你家的啊。学校是建在俺的地盘上的，开不开除学生，你说了不算。”说完了话，她就趾高气昂地一屁股坐在前面的凳子上。说尽好话的黄老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请来校长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少年，而这时光若能够存在于一个美好时代的话，那人生将是圆满的。但是，我的少年时光却存在于一个动乱的年代，因而，我的少年时代是不圆满的，也是非常悲催的。
结束了少年时光，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是国家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又是高考补习班为我这个因推荐未曾上过高中的人，进入高等学府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条件。
我拥抱祖国的春天，我更向往着祖国绚丽多彩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