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志顺

　　这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也就是渡江战役前夕。长江北岸的江边小镇，镇东头的英俊小伙水生迎娶了镇西头、和他青梅竹马、漂亮伶俐的红莲。

　　刚过了甜蜜又幸福的新婚之夜，第二天早上，红莲便依依不舍地跟在水生身后，送他出了房门，出了院门，一直送到长江边。

　　她看着水生撑起竹竿，猿一样敏捷地跳上平时用来捕鱼的木船后。不舍的泪水珠子似地砸到脚面上，她强忍着眼泪、用牙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因为在床上，她的水生哥说了：“别哭!支前民工是光荣的，等着我!我不会有事的。”她躺在水生的怀里听他说，“你还不信我的水性吗?这是我最熟悉的水面了，江里的鱼儿也没我游得快。如果谁说我死了，你别信!千万别信!等我回来!”

　　红莲慌忙捂住水生厚厚的嘴唇，不让他说不吉利的话：“我信你，我等你!”

　　到了婚后第四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三日，江对面的南京城已经解放。

　　傍晚，烈焰般的晚霞把半边天烧得血红的时候。水生回来了，几天前结婚的蓝褂裤新衣，已坏了几个破洞，上面还有点点血痕。褂子前胸部破了个大口子，露出黑亮又结实的嗄达肉。

　　红莲心疼地盯着丈夫，抚摸着他乱糟糟湿漉漉的头发，亲着他憨憨的、如江豚一样可爱的笑脸：“把衣服脱下来吧，我帮你补好。”

　　水生略显疲惫地坐到床边，脱下了褂子。又一把搂住红莲：“莲，我还得跟着部队走，连长知道我们新婚，特批了我一晚上假让我见你。”水生的眼里放着光，“我半夜就要过江，跟着队伍解放全中国去。你要等着我!等着我!”

　　“是支前民工不是?”红莲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不解地问。

　　“是呀，连长跟我谈了，我是自愿的，我现在不是普通支前民工了，以后会跟你说清楚。”水生抚着红莲的秀发说，“总之，是更光荣的事情。”

　　半夜临走时，穿着补好的衣服，已跨出门的水生又回过头，从裤口袋里拿出个梳子来：“南京城里买的，牛角的，好着呢。”他还是那么憨憨地笑着，“天天用它梳头，就像我在你身边，梳得光亮亮的，等我!”

　　“嗯!我等你!”红莲泪水涟涟地应着，目送着水生的背影在夜暮里向江南漂去。

　　等，红莲眼巴巴地等着水生。

　　解放了大西南，红莲等着!

　　解放了海南岛，红莲等着!

　　除了台湾，大陆全部解放了，水生还没回来。等!红莲照旧等着。她坚信她的水生哥，不会丢下她，一定会回来。

　　等!从那年新婚两天后的分别，从二十岁的妙龄小媳妇;等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妇女;又等成了风烛残年的老太太……

　　一直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直到政府有关部门，把烈士证、抚恤金送到她面前，她仍然不相信她的水生哥牺牲了。

　　她拿着水生给她的牛角梳、那把已经断了很多梳齿的牛角梳，每天早上风雨无阻地坐到院门口，对着镇口的大路，认真地梳理着已经浠疏的银发，她要把自己扮得漂漂亮亮的，等她的水生哥。

　　她不信水生牺牲了，政府说水生是打广州时牺牲的，当时已是侦察兵排长。她不信，她说你们弄错了，我的水生哥是支前的民工，是撑船、抬担架的民工。

　　就这样，红莲老人就样执著地等着她的水生，这一等就是七十余年，一直等到她自己于九十六岁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