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邮

　　灰蒙蒙，雾茫茫。W市傍晚的大街上自行车如潮，初上的华灯，点燃了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霓虹灯，宛如夜色中闪动的彩色音符。临近闹市区，霓虹灯更加密集。他被这大城市的霓虹灯晃得眼花瞭乱，头晕目眩。这不是他日思夜想的谜一般的霓虹灯吗?今天他怎么会置身于这五光十色的梦境中的?他又是怎么来到这繁华的大城市的?

　　从他记事时起，他所到的最远的地方，是距家乡小镇三十余里的县城。他家所在的小镇之小，有一个不甚文雅的比方：牛一泡尿，可以从镇东口一直屙到镇西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这样偏远的山区小镇连电灯都寥寥无几，何况霓虹灯!这奇妙的霓虹灯，他最初只是几年前在电影里见过。

　　一九六八年，为庆祝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县城里破天荒地装上了一盏霓虹灯。当他听说后，决心去长长见识，也好了却自己几年来的心愿，于是就同几个好奇心强的伙伴，跋涉三十余里山路赶到县城。县城里那盏奇异的霓虹灯，为了欢呼“新生红色政权的诞生”，孤零零地亮了个通宵达旦。他简直被它迷住了，竟在灯下徘徊了一整夜，不仅与同伴走散，还昏头昏脑地闯进正在霓虹灯下跳“忠”字舞的人群，差点被人家当作“阶级敌人”抓起来。

　　天亮了，他为了了结自己那桩埋在心头两三年的心愿——把霓虹灯为什么能发出彩色的光的问题弄清楚，走进了县城里的一家新华书店。“同志，”他问道，“请问，有没得讲霓虹灯啷个发光的书?”

　　“啥子书?”年轻的女售货员惊奇地望着他：这年头，人们天天背“红宝书”，跳“忠”字舞，大抓“阶级斗争”，竟还有人关心霓虹灯为什么会发光的事!

　　也许是看了一整夜霓虹灯的缘故，他竟觉得，年轻女售货员的眼睛也像斑斓的霓虹灯一样，闪烁着迷人的色彩。

　　“关于霓虹灯发光原理的书。”他重复了一遍。他把脸转向书架，等待着女售货员不屑一顾的冷淡回答。

　　没想到姑娘竟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对不起，没得。”

　　其实，他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书店的柜台里除了“红宝书”和几本屈指可数的政治读本，就少见有其他的书籍，可他满脑子都已被那盏神奇的霓虹灯塞满了，视若无睹。

　　他听到回答后，失望极了。他的脑袋里突然又钻出了一个颇为荒唐的念头：“同志，你晓不晓得有哪个人懂得霓虹灯的发光原理?

　　别看他廿一二岁了，充其量也只有个初中文化程度，而理化课，也因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被淡化了;上高中，他则被拒之门外，原因嘛——家庭出身非“红五类”。他的父亲，抗战时不仅参加过远征军到云南边境外作过战，解放前三年还在国民党监狱里当过狱卒，按理说，他连进镇(后改为公社)里初中的资格都欠缺，只因小学毕业前，鬼使神差从激流中拉起了新任公社书记的小儿子，才被破格录取。

　　说来也怪，从县城回来后，除了那盏神奇的霓虹灯外，年青女售货员闪烁着迷人色彩的眼睛，也不止一次伴随着霓虹灯在他的梦中显现，后来姑娘的眼睛竟同霓虹灯灯光融为一体了。听说世上的霓虹灯千种万种，什么时候能亲眼看看它们,该多好。

　　没想到，今天，他竟真的置身于霓虹灯的海洋之中。他仿佛觉得他走进了神话般的龙宫里。他使劲揉了揉眼睛，这是真的吗?不会是做梦吧?他是怎么来到这龙宫般的仙境中的呢?

　　他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提起母亲，父亲总是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他从小身边就带着一串银项链，上面坠有一颗鲜红的鸡心形玛瑙，玛瑙上刻有“玉茹”两个金字，可能因为时间久远，金字已磨蚀不少。父亲告诉他，他母亲姓祁，名玉茹，在临解放时的兵荒马乱中去世了。这串项链，就是母亲留给他的，即使在大饥荒的六十年代初也没舍得卖掉。他的名字中就含有怀念母亲的意思，其他的父亲就再也不说了。

　　直到几个月前，原来的公社书记，现在的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突然莅临小镇，他才弄清原委。随主任大驾光临小镇的还有省城的两名公安人员和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太。小镇轰动了，人们议论纷纷，而他却无动于衷。本来嘛，以他的家庭背景，绝不会同“县太爷”拉上关系，好事找不上他，坏事也用不着主任大人躬亲。

　　就在县革委主任光临小镇的当天晚上，公社治保主任带着省城来的公安人员，走进他家破陋的小茅屋，用命令的口吻把他们父子俩叫到公社革委会办公室。他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今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几年，他每每为年迈多病的父亲担忧，他疑心，今天，厄运又将降临。当然，凭他父亲的政治身份——历史反革命，这是明摆着的。从他懂事时起，他父亲每次“运动”都是当然的“活靶子”“运动员”，逢年过节，父亲和其他一些“运动员”都会被治保主任叫去训上一通，不外乎是警告他们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之类，特别是在这“史无前例”的几年中，“揪斗”更成了家常便饭。

　　“今天，为啥子把我也叫来?又是陪斗吗?”一提起陪斗，他的耳边就响起震耳的口号声，眼前出现了招展的红旗，如林的“红宝书”，以及打着叉的倒挂着的“黑牌子”，有一阵子，甚至还有纸糊的“高帽子”。那是去年年初，公社革委会为了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人们想起了他父亲这个“活靶子”“死老虎“。那天，父亲的腰疼病犯了，起不了床。

　　突然，一群臂戴红袖章手持钢枪的基干民兵闯进家门，不由分说，拖起正在呻吟中的父亲就走。他心疼父亲，上前哀求了几句，没想到竟惹下了弥天大祸。“个老子，你个反革命的狗崽子还拽吔，你有啥子幺不倒台，还敢为你的反革命老子求情!”顺手推了他一掌，“你以为你是哪个?两颗痣的黑胎神!”“你个黑胎神，你平日里装聋作哑，闷声不出气，骨子里反动透顶，今天终于跳出来了!”“我早就看出这个家伙不是个东西!”“打他狗日的!”……辱骂声不堪入耳，“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纷纷“落实”到他的身上。

　　不过，还是带队的治保主任懂得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制止了那些辱骂和殴打他的人群：“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犯不着为这个狗崽子脏了我们的手。他这是故意转移斗争大方向，趁机死保他的反革命老汉，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治保主任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大吼一声：“把他揪去陪斗!”于是，他被挂上了“地主阶级的狗崽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的“黑牌子”，站到了父亲的身边，他的名字也不无例外地被倒写并打上了叉。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尝过坐“喷气式飞机”的滋味，大约他只是个“陪杀场”的罢。

　　今天，又要去陪斗吗?不像!他觉得治保主任的脸虽然仍是冷冰冰的，但那眼神中仿佛少了些往日的敌意和蔑视。这种感觉在他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他冒死从激流中把公社书记的儿子拉上岸的那一天。今天，看这眼神，大概是吉兆。他父子俩被带到公社革委会办公室门口。起先，只让他父亲一个人进去，要他在门外候着。“革委会”(也就是从前的镇人民政府)这个地方，他是比较陌生的。

　　尽管在小镇上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他懂事后却很少来，一来他对这儿无所求，二来也怕惹上麻烦。他记得，他的一个儿时伙伴，一个富农的儿子，就是在这儿被抓，原因是公社财务股丢失三千元现金那天，有人看见这个富农的儿子曾经来过这儿。直到真正的罪犯在外地作案被抓，供出这一桩盗窃案，他那个朋友才被释放，而时间已过去了将近两年。出来时，那个富农的儿子虽然已经萎靡得不成人形，却对办案的公安人员感恩戴德，而公安人员似乎也心安理得。

　　不知过了多久，他也被召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明亮的汽灯在头顶上丝丝地作响，灯下散坐着县革委会主任、公社革委会主任、公社治保主任、省城来的身穿制服的两个公安人员和那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太，还有他的老父亲。大家都紧绷着脸，脸上仿佛涂上了一层严霜。看样子，他父亲没有“挨整”，他放心了。只是他意外地“读出”了父亲投过来的目光中的欣喜和哀伤。

　　他来不及思索，就被命令脱去上衣。他木偶般地服从了，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于服从了。在他脱上衣时，屋子里静悄悄的，除了汽灯的丝丝声外，屋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仿佛一桩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他感到一阵窒息。随后，那位老太太站起身来，踱到了他的身边，凝视了他好一会，又用命令的语气说：“把左手抬起来!”

　　老太太把他高扬着左手的身体拨向汽灯，戴着眼镜凑近他的左腋窝处仔细端详起来。半晌，用手托起他已经举得发软的左手，转向众人：“我记得很清楚，我把他从娘肚子里拉出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左边腋窝下的那两颗并列的黑痣。”

　　随后，就叫他穿上衣服。当他穿上衣服转过身来时，他惊呆了，众人脸上的那层严霜好像都被丝丝作响的汽灯融化了，个个表露出了亲切的笑容，就连一向以严肃著称的公社革委会主任也不例外。他用探寻的目光望着父亲，却看见老人家抹开了眼泪。是怎么回事?

　　突然，县革委主任上前紧紧攥住了他的双手，并用热烈的眼光看着他：“祝贺你，见贤同志!”主任的手剧烈地摇晃着。不知为啥，他觉得主任的笑意中仿佛带有一丝谄媚。看着那张堆满笑意与略带讨好的脸，他不由想起另一张充满愤怒与蔑视的脸，同样是这张脸，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

　　看着他满脸木然的神情，主任爽朗地笑了：“你们看，他还蒙在鼓里头呐!”说着，拉着他坐下，用手轻轻地摩挲着他的手背，亲切地说：“见贤同志，你大概还不晓得自己的身世吧?”

　　看着主任的堆满笑意的脸，他心里直发毛。他摇了摇头，缓缓地从主任的手掌下抽回了自己的手。主任向一旁的公安人员示意了一下。公安人员从桌上的卷宗里抽出一叠纸，递到他手里，严肃地说：“莫见贤同志，不，闵见贤同志……”

　　什么，我怎么姓闵了?他瞪大了疑惑的眼睛听着公安人员的讲述：原来他的生身父母都是革命者，父亲姓闵，母亲姓祁。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亲生父亲是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因他即将出世，母亲不便随军行动，组织上根据他母亲曾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历史，把他母亲安排在W市搞地下工作。后因叛徒出卖，母亲带着正在吃奶的他被捕了。

　　据了解，母亲在狱中表现得很坚贞，在W市解放前夕，当敌人失去耐心的时候，凶残地杀害了她，而他也在母亲牺牲的时候失踪了。解放后，他的生父曾多方打听他的下落，听说他当时被人送到了W市的一家养生堂，就派人到市里的的几家养生堂查找过，均无结果。直到这次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一个有心人在一份敌伪档案里查到他母亲在狱中同一位姓莫的狱卒比较接近。

　　那个狱卒曾根据他母亲的坚持，奉命把孩子送进了养生堂。就在他母亲牺牲的第三天，那个狱卒也辞去了监狱看守的工作回四川老家了。根据这条线索，经多方查找，他生父的部下追到本县，在本县革委会“公检法”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他的养父，并带来了当年在W市为他接生的苗医生。苗医生强调说，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左腋窝下夹着的那两颗并列黑痣。公安人员讲完后，又把一份由他生身父亲和苗医生签署的文件递给他。

　　他觉得天地一下子旋转起来，所有的人都在他眼前晃动，他的头像喝多了酒似的晕晕乎乎的，吊在房梁上的汽灯放出了炫目的光芒，就像这大城市的霓虹灯一样。真是命运弄人!怎么能够想象，一夜之间，他的社会地位竟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把他从一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黑五类子女”，一下子“提”为革命烈士的遗孤、老红军的后代、“高军干”的儿子，响当当的“红五类”;使他从一个连电灯都少有的偏远小乡镇，一步踏入这灯红酒绿的大城市，他完全被这眼前的巨大变迁弄糊涂了。

　　霓虹灯是五颜六色的，难道人的一生也是五颜六色的?他记得有一位烈士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是张白纸，染什么颜色，主要看自己。今天，他从昨天的“漆黑”，一下子变成今天的“鲜红”，这是自己染红的吗?

　　他像所有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一样，从小喝着共和国的奶水长大。即使是父亲，也常教育他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他记得五岁那年，乡长大叔(一个荣复军人)要去北京开会，他也吵着要跟去，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天真地说“我要去见毛主席”。上小学时，他也曾一遍又一遍吟唱“渠江水弯又长，有颗红心放光芒”。正因为这样，他毫不犹豫地从水中救起了新任公社书记的儿子。当人们赞扬他时，他羞涩地笑了。他想起父亲给他从小戴在身上的那缀在项链上的玛瑙鸡心，他觉得人心就应该像母亲留下的这颗鸡心一样鲜红。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涉世了。初中毕业那年，尽管功课门门优秀，他却没能考上高中，从此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当他得知是父亲的历史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前途时，他开始对父亲产生不满，进而想脱离父子关系。那时间，他屋外吵，家里闹，父亲则欲言又止，百口难辩，老泪纵横。一天，当年的乡长大叔——“四清”中已经下台的原公社书记来到了他家。大叔待他的情绪平静了一些后说，他父亲在抗战时是当过远征军，但那是在同我们民族的敌人作战，保卫祖国，何其光荣!况且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他已退役，没有打过内战;他过去是当过国民党监狱的狱卒，但也就是为糊口找的一份工作，本质上同今天在政府机关里工作没什么两样。

　　大叔还说，他的父亲过去不论是在军队里还是在监狱里都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他的这段历史组织上是清楚的;大叔还告诉他，他父亲过去的历史是板上钉钉，无法改变的，即使你们脱离了父子关系，他过去的历史也是抹杀不了的。大叔又说，像他父亲这类人，只要把自己的历史交代清楚，以后没有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就要给他们出路。何况，他父亲年事已高，需要人赡养，他不应该把养老的担子撂给国家。大叔还用周总理、陈毅外长“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话来激励他。从此，他虽没有完全放下包袱，但对父亲有了深一层的理解，父子间的感情更深了。他也决心在建设家乡的“战斗”中，染红自己的历史。

　　为配合“四清”运动，一天晚上，小镇放映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他平生看到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吃了晚饭，同几个要好的伙伴，搬上凳子美美地坐在镇前广场的地坝中央。他被上海南京路上的红红绿绿、闪烁不停的霓虹灯深深吸引住了，多么神奇的霓虹灯啊，它怎么会发出那么炫丽的光彩?

　　“我一定要搞清楚”，他暗自下定决心。“起来!起来!”突然，一阵粗狂的吆喝声把他从梦境中吵醒，同时他被一只大手揪着衣领提了起来。扭头一看，是原公社治保主任，在“四清”中刚上台的公社书记。

　　他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不服气地问：“为啥子?”

　　“为啥子!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吗?快给贫下中农让座!”书记一脸鄙夷。

　　他看见书记的身边还跟着几个来“蹲点”的“四清”干部。他的几个伙伴默默地拿起凳子离开了。他知道，现在，除了“阶级斗争”，已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只好弯下身子去拿凳子，不料，一只手拉住了他。

　　抬起头来，他看见的是一张沧桑而慈祥的脸：“细娃儿，莫走，就坐在这里看。”

　　他认识她，她是一位烈属老婆婆，老伴早逝，她唯一的儿子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公社的“五保户”。他在上学时，和同学们一道，常去帮她做家务事，因他的个子小，婆婆就叫他“细娃儿”，只是初中毕业后他再没去她家了。

　　婆婆转过身去对公社书记讲：“书记，这不好，啥子事情都讲个先来后到，啷个能把娃儿们赶走呢?”

　　“老婶子，他们年轻，可以站着看。”书记扭捏地辩解道。

　　婆婆没有再说什么，拉着他一同坐下。接下来，银幕上演的什么，他全然不知，他被身边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婆婆感动了。这些年，随着“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越讲越“火”的“阶级斗争”，他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越来越没有地位了：平时，那些社队干部看见他们，动不动就要训上几句，仿佛不训他们几句，就显不出他们“革命”似的;即使是一些“根红苗正”的人，平时见到他们也躲得远远的，像躲“瘟神”一样。今天，烈属婆婆的言行，像一杯滚热的开水流进了他渐已冷却的胸膛。

　　当他从自己的情绪中清醒过来时，发现电影已经放完，喧闹的镇前广场上灯已熄灭，放映员正在收拾银幕。在他慢慢地往家走时，看到镇口的路边上，一个瘦小的身影孤零零地站着。走近，是烈属老婆婆。

　　“细娃儿，这两年你可没到我屋头来了。”

　　是的，自从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后，他渐渐失去了以往的热情，定时为军烈属做好事，也就自然停了。“婆婆，我……”

　　“细娃儿，不说那些了。记住，我随时都欢迎你。”从此，他又恢复定时到婆婆家帮忙，并在婆婆的鼓励下向团组织再一次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没想到，那个想把他从电影场赶走的公社书记竟摇着他的入团申请书，当着他的面说：“你想染红你的历史吗?痴心妄想!你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是黑的，黑定了，还要黑一辈子!”

　　他不服气，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周总理的家庭出身不也不好吗?他为啥子能行，而我不行?”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到婆婆家，只是他的心又开始冷了。从‘四清’到‘文革’，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他的心也越来越冷。终于，他开始相信，他的人生历史的颜色，在娘胎里就是黑的，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是的，谁又能在漆黑色的底板上调出其他颜色?前不久，在他的那次“陪斗”中，听到一个刚“结合”进公社革委会的干部在发言时针对他说，有人说这些人平时工作还是任劳任怨的，但是我要说他们那些”狗崽子”平时工作得再好也是应该的，他们是在赎前辈的罪啊!他渐已焐热的心彻底凉了，再也提不起精神去烈属婆婆家了。可是，当他看到婆婆步履蹒跚的往家提水时，他的心揪紧了，他深深地责问自己：“你还有良心吗?你忍心看着这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艰难度日吗?你帮她的目的是啥子?难道是为了改变自己家庭成分的颜色吗?可耻啊!”他毅然摒弃了关于个人历史颜色的苦恼，重新振作起来，走进烈属婆婆家。

　　可今天一切都变了，他不但有了响当当、硬梆梆的“红五类”的身份，而且他以往的历史也被“染”成了鲜红。这不，公社革委会政工组在他的政治鉴定材料上就明明白白地写道：“该同志根红苗正，从小就热爱毛主席、热爱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表现一贯优秀，一贯为人民做好事，即使在困境中也能坚持。”然而，这是自己染红的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他觉得，人生就像这大城市的霓虹灯一样变幻莫测，难以捉摸。

　　可是，有一点他是异常清楚的：那次，在“一打三反”中，他同父亲被批斗后回来，原本已犯腰疼病的父亲，经过“喷气式”的一番折腾，痛得几乎昏死过去。经镇上赤脚医生诊断是腰椎受损，需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天已黑尽，西北风扬起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正在把通往县城的道路掩埋。正当他束手无策时，烈属老婆婆来了，已经“下台”的乡长大叔来了，乡亲们来了，儿时的伙伴开着拖拉机来了……

　　人们用门板抬上老人放在拖斗上，并排站在拖斗的前面，用身体组成的人墙给老人挡住风雪，赶往县城。临行前，烈属婆婆硬塞给他一把钱，握住他的手说：“细娃儿，拿上，说不定用得着。好生经佑老汉，莫挂念家。”他心里发烫，那是婆婆的少得可怜的烈属抚恤金哪!两个小时后，当人们披着雪衣喷着白雾冲进县城医院，马上又被推了出来——原来当时住院要填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他老老实实地把“四清”中给父亲定的“历史反革命”的结论填入表内，医院的人不由分说就把他们赶了出来。乡长大叔气愤不过，同医院的人讲理，那人似乎认识乡长大叔，斜眯着眼睛说道：“你晓得你为啥子下台吗?就是敌我不分。回去好生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吧!”当人们抬着已经痛昏过去的父亲不知所措时，从医院后门走出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中医，他悄悄地把父亲安排在自己家中治疗，才使父亲脱离了险境。他千恩万谢要给老中医治疗费时，却被老中医严辞拒绝了。乡亲们的所作所为可不像这霓虹灯，那是实实在在的。

　　蓦地，他的眼前闪过了一盏心形霓虹灯，它多像妈妈留下的那串项链上的玛瑙鸡心啊。两个多月前，当他被确认为烈士遗孤后，父亲(应该是养父)告诉他，他从小就戴在身上的那串项链，就是他的母亲在牺牲前给他挂在脖子上的。他曾问过父亲，在早为啥不告诉他自己的这段身世。父亲讲他在狱中从他的生母手中接过他时，曾允诺要把他亲手交到他的生父手中，并发誓要像亲生儿子一样待他，保护他。

　　回到家乡后，那时家乡还没有解放，怕他出意外，父亲对乡亲们讲，自己妻子产后染病而亡，孩子是妻子留给自己的唯一念想，其实父亲从未结过婚。刚解放时，父亲曾想把他的身世报告给当地党委，但在镇反运动中看见一个地主的儿子，因找不到证人证明他在学校学习时的那段经历，被怀疑是潜伏特务给投进了监狱。父亲害怕了，怕给他带来灾难，也怕自己出事没人抚养他，咬咬牙，闭上了嘴。

　　父亲虽也背地里几次给W市有关领导去信，但都石沉大海。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这种口说无凭的事就更不敢说了，即使说了也没人相信;也由于他年龄还小，父亲总想等他长大以后或者找到他的生父时再告诉他，就这样一直拖到现在，让他受委屈了。当然，那串项链最终没能躲过“文革”初期的那场大“抄家”，如今物落何处，不得而知。只是他还清晰地记得那鲜红的鸡心，以及上面的“玉茹”两个金字。

　　“她的心，会不会是这样的呢?”他读过初中，曾在生物课本上见过人的心脏的照片，可他总觉得她的心也应该是金子做的。这时，他的思绪又被自己那个偏远县城里的年青女售货员牵过去了。他们是怎样结识的?哦，那天当他为弄懂霓虹灯的发光原理向姑娘打探时，姑娘先是惊异地打量了他一番，随即撕下纸写下一个人的姓名地址叫他去找。他当时兴奋得不得了，顾不上吃早饭，就按照纸上的地址跑去请教。接待他的是一个头发有点花白的中学物理教师。

　　当物理教师明白了他的来意后，激动起来，不仅热情地给他讲述了英国化学家拉姆赛发现氖气通电后能发出神奇红光的故事，还针对他物理知识的缺漏，翻出一大摞书，叫他带回去自学，并说，欢迎他随时来请教。他当时就急不可待地翻起了那些书，不时向物理教师提问。物理教师又针对他的知识水平帮他制定了一个自学计划。不知不觉中，已是晚饭时间，他才发现自己和物理教师都忘了吃中午饭。物理教师要留他吃晚饭，他不干。相持中，那位女售货员走了进来，原来她是物理教师的女儿，下班了。眼下父女俩相依为命。

　　从那以后，在物理教师指导下，他不仅自学了高中的物理，还涉猎了高中的数学和化学，可惜由于条件所限，无法做理化实验。为了学习，他常去县城向物理教师请教。他已到了知慕少艾的年纪，在物理教师家中与姑娘见面的机会多了，一来二往，两人就谈上恋爱了。他这次离家认父，在县城里好不容易摆脱了人们的纠缠，专程到她家中向她和物理教师道别。他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忧郁的目光，这目光，业已失去了往日的斑斓。听完他的“奇遇”后，物理教师默默地走开了，姑娘则说：”祝贺你，这下可以满足你的心愿了!“看他有些不解，姑娘凄清地一笑：”大城市里可有数不清的霓虹灯啊!“他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放心吧，我永远也忘不了家乡的霓虹灯!“

　　“哥哥，你在想什么?”一句清脆的话音把他拉回到大城市的现实中来。在他的身边走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这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哦，他是看妹妹的心情不好，带她出来散心的。那天，当他被确认为烈士遗孤以后，他的生身父亲赶到小镇与他相聚，从此，他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是坐着送生父的小轿车离开小镇的，又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而且是软卧，最后走进了这霓虹灯的海洋，睡上了弹簧床，吃到了闻所未闻的山珍海味，看到了很多彩色的“内部”电影，并被……

　　曾几何时，他的生身父亲在不久后的一次政治运动中摔倒了，爬不起来了。他的继母——妹妹的生母，经受不了这种打击，撒手人寰了。他的生身母亲在狱中的表现也有人提出了质疑，说是一个共产党员同特务接近，把革命后代交给一个特务，是敌我不分，是阶级立场不坚定。而他以往的表现也被人斥责为“政治投机”，他们从豪华的别墅楼搬到了低矮潮湿的小平房……他又一次被抛弃了。

　　他惶惑了，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人生真的就像这霓虹灯一样变幻不定?就在这时，他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乡亲们已经知道他现在的处境，都希望他能回到家乡来。他的眼睛湿润了，眼前又浮现出恩重如山的老父亲，正直善良的烈属婆婆，循循善诱的乡长大叔，富有正义感的老中医，热情爽朗的中学物理教师，朝夕相处的儿时的伙伴，还有那闪烁着迷人色彩的她的眼睛……他没有被抛弃。

　　他清醒了，他明白在这里，没有他的位置，在这里，他的生命迟早会枯竭。他要回去，回到那片哺育他成长的土地上去，回到那相濡以沫的亲人们中去。“小妹，我们回去吧。”

　　“回家吗?”

　　他没有回答，拉起妹妹的手，毫不犹豫地向着回家的路上走去，尽管大城市的霓虹灯在他们身后不停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