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祥:父爱与留白

父爱与留白

  ■王德祥

  灯下漫读,忽然想起作为父亲的责任。

  我的父亲一辈子诚恳迂懦,临终也未能留下只言片语以启示我们姐弟三人。我跪在父亲的灵前,没有一滴眼泪。因为我知道,父亲深沉的父爱早已融入生活的点滴之中,无需特别提醒。

  父亲之于我,首先是生命的赐予。父亲的人生道路,艰难奇崛,布满荆棘。父亲出生不久,奶奶便身染重病,只得求乳于村邻陈氏妇,方才度命。我奶奶病亟身故。从此,三岁不到的父亲便寄人篱下,方得长成。后来,好不容易挨到了快解放,几个省城安庆、武汉要招考,父亲被好友拉着悄悄地报了名,也考了试。结果都出来了,说是多少多少名,因为放不下家里的老父亲,还有几亩薄产,最终失去了闯荡人生的机会。

  父亲成家后,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所幸跟随祖父认识一二文字,能写善书,靠笔墨糊口。但沉重的现实让父亲不得不走向田野,在滂沱的雨中,用皲裂的双脚开挖土地;在鸡叫头遍的清晨,用嘶哑的喉咙呵斥犁牛。吃苦受累,父亲一无所惧,无论风雨寒暑。

  除了尽力满足一家人的辘辘饥肠,遮身蔽体的春秋衣裤,父亲还要承受阶级斗争的余孽,饱尝肉体和精神的折磨。那时我还幼小,听说是村贫下中农专政队里三四个壮汉围攻我父亲一个人。那是在一片雨后的瓜地里,父亲被围困着,跌坐在水沟里。虽然也吃了亏,不过,也没让那几个讨到多大便宜,父亲抓住一个人的左脚腕,只顾着脱身,全不顾脚上的泥水,狠狠地就是一口。被咬的人“哇呀!”一声,松了手。其他人中,胆小的也跟着尥着蹶子,跑了。人类在尊严和生存面前,都不可失去自我。法国大思想家卢梭说的“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似乎更加催生了东方百姓的觉醒与抗争。残酷的斗争很快就会结束,可留在父亲内心深处的羞耻感,始终像一块巨石压在父亲的心头。家庭成分压抑在我们全家人的心头,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这段悲怆的历史就像一块破布,让人羞愧难当,至今想来,我的心口还会隐隐作痛。好在现已拨云见日,驱散了雾霾,看到了朗朗晴空。

  今天想来,父亲对我的教诲也是明确的。记得一次他跟我闲谈,告诫我一定不要参与赌博,因为久赌必输。我认为也就是平常的娱乐,并没有把他老人家的话放在心上。经常因为赌博,与朋友和家人闹得不欢而散。这样的教训是深刻的。现在我深感时光的宝贵,从不愿在所谓的“娱乐”上耗费时日了。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不孝之子,那么,在另一件事上,我又是一个谨守父训的良民。同一次谈话,父亲担心我进城求学,会被外面不良风气沾染,再三叮嘱我,不要前往歌舞厅。这一个叮嘱,我丝毫没敢怠慢,始终牢记在心。

  对他人友善,和睦相处,是父亲一生的处世之道。村民之间,总会有些磕绊,笑笑也就过去了,不必老是纠结于心。牲口糟蹋粮食,把即将成熟的麦子、水稻,啃食得一塌糊涂,父亲最多也就是把浑身泥球的猪赶走,回来在自家门前大骂几句。若是谁家有了急事难事,父亲知道后,也仍然会第一时间走去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亲看不得别人穷苦愁闷,以泪洗面的日子。

  父亲一生对日常生活并无要求,能吃饱就是福分。我记忆里,父亲不挑食,也不会讲究什么,母亲烧好了,端起来就吃。父亲一辈子只能烧锅,不会自己做饭,连淘米洗菜也做不来。这一点,又成了两人争吵的一个引线。父亲也不会洗衣服,这个生活能力从来就没有锻炼过。父亲常说,衣服破旧一点没关系,及时缝补结实了就成。父亲整日只穿着一双解放鞋。除了寒冬,其他三季都是这样。过去农村劳力多数都是这个鞋子。父亲的鞋子经常摆放在进门左侧的屋檐下,早上看到的,多数是湿漉漉的。鞋帮与鞋底一大半脱开了,开始还可以用棉布缝起来。后来再散开,橡胶底戳通了,针线实在拽不住劲,才放弃不补,只当是出门时,套在脚掌上,临时防范路上的刺条罢了。

  父亲喜欢我好好学习的样子。有一年,我也就五六岁的样子,新年刚过,家里来了客人。不知怎么的,客人让我写一个字。我听了后,找了一截柴棒,低下头在地上划。见我划的不错,客人自然连连夸赞,说,这个字这么难写,你都会写,可不简单。父亲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小学时,大概课程不算难吧,每次考试,我都能考到比较好的分数,父亲自然认为我是学习读书的材料,也就有意无意地照顾我,不让我做多少家务。不过,打猪草,放牛,放鹅,去菜园看鸡,这些活从来没有减少过,刮风下雨也不能推托。

  父亲一生很平凡,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很艰辛。父亲在世时,除了为姐姐、哥哥办好了婚事之外,就是积攒了一生的积蓄,建起了四间高标准的红墙黑瓦房。

  谋划盖房子,这是父亲最大的理想。我懂得父亲的心思,一个人要想扬眉吐气,出人头地,必须靠实力说话,而真正的实力,就是行动。父亲为此省吃俭用,未雨绸缪。从入夏到初秋,父亲只要不出村队,就会像单身汉邻居一样,赤膊干活;有时连鞋子也不穿,所以脚后跟都是粗大的裂口。时常坐在石头上面,让我拿细针挑里面的沙土。不仅如此,吃了多年的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戒了。累了,倦了,就坐在板凳上搓绳子,拧草绕子。父亲把晾晒好的麻丝放到脚底下,拿起几绺,一小半坐在屁股下,一半在手上,左右两手对搓。搓个几分钟,父亲会吐口唾液在粗糙的手心里,继续搓。很快脚底下就躺着一堆麻绳了。这些麻绳细溜均匀,拿来拴牲口,扎篮筐,都是称手的。草绕子到处都要用,砍柴,欠芝麻,捆玉米杆子,在农村,只要有一技之长,随处都有用武之地。父亲常说,求人不如求己。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父亲当然也懂得多个朋友多条路的道理,经常凭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父亲用自己的坚忍一步步地推进着房屋建设的进程。先是备好了三万五千零一十八块的红砖。这是建筑材料里最基础也最重要的部分。父亲有个老友,住在我们邻村。老友在路旁拾柴禾,一抬头,哎,这不是老王吗?父亲去磨坊磨面,一头一脸都是面灰。父亲担着面粉口袋,听到喊声,忙停在路中央,等着老葫芦。父亲这个老友绰号“小葫芦”,喊了几十年,便成了“老葫芦”。老葫芦拉住父亲的胳膊,不让父亲走。后来说到建房,正巧,老友的儿子就在乡砖窑厂里当会计,说是砖头很快要涨价,现在预定可以享受原先的价格。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而且绝对可靠。

  说话的第二天,父亲一大早就找出自己的灰色衬衫,把箱子上的草帽戴在头上,匆匆忙忙吃了几口,拔腿就出了门。砖窑厂离我家大概十里路远。父亲是跑惯路的人,因为着急问事,走起来会更快。可能十点多钟,父亲又拿着草帽回来了,手上还提着用柳条串起来的河鱼,看起来有二三斤。父亲见到我们,脸上漾着灿烂的笑容。我走过去,接下父亲手上的鱼,母亲找来脸盆和菜刀,跟着我到水塘边去次鱼。这一天的午后,我家的旧屋子里充溢着鲜鱼的香气,以及一家人在一起的和软。

  整个买砖过程,直到房子竖起来后,一天晚上闲聊才透露出来。父亲因为担心消息走露,大家都去抢着预定,砖窑厂肯定要抬价的,而且这也是协议里面的一个条款。当然,只要少掏钱,什么条件父亲也会答应的,何况还有免费送砖的优厚待遇呢!

  那时候,拉砖头都是小四轮。小四轮力量大,速度也快。父亲早几天就独自一人,拿着把铁锹,把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段平整一番,就怕路上车子被陷住。但最终还是出了个岔子。那是在我们进村的一段涵沟。原本这里只是个过水沟,两节涵管已使用多年,表面上看并没有多少问题。但车辆集中碾压,最终没能逃过这一场劳累。车子把涵管压塌,车斗歪向一边,前后沟渠里还有少量的积水。小四轮努力了几次,长长的烟囱里冒着浓浓的黑烟,靠近烟筒口能看到跳动的火星,可是最终也没能爬上来。

  “老王,赶快下砖头。”司机拿下墨镜,从从车座上下来,黑着脸说。

  父亲跑前跑后,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的。眼看着,后面一辆车也赶到了,父亲只好招呼大家往下拾砖块。一块块新出厂的红砖就这样被扔在了水渠边上,有的砸断了,父亲听到了响声,眉头总要凑一下。

  拾掇得差不多了,再试车子,车子左右摇摆着往前蹭,两边车轱辘甩出来的泥土飞到人身上,密密麻麻的,像是被人甩上的墨点子。

  老叔回去拽了两个柴草个子,垫在坑洼处,又拿锹把瘪洼的地方填好,后续的车子就没惹多少麻烦了。

  红色的方砖码放在老屋的门前。这里早已清扫干净,把陈年的碎木棒、烂鞋底、碗碴子通通清理掉,生怕新到家的砖块受了委屈。一层层地码放好,堆到足够高。我拿着练习本,弯着腰,假模假样地数着数。可我的计算能力实在有限,不懂得这么一大堆砖块怎么计算。准确的数字还是要父亲亲自过数。

  然后就是准备木料,水泥,沙子,石灰……父亲也真够神通广大,居然能够弄到一大张墨绿色的帆布,可以把水泥、石灰盖起来,不让淋到雨水。

  最让我们姐弟扬眉吐气的是,父亲请到的瓦匠师傅不是我们当地的“二半座子”,而是专业水准很高的正牌军。他们说话,我们就听不太懂。后来听说这些人都来自天长,领头的师傅姓秦,年纪不大。可是他们很有礼貌,斯斯文文,轻轻柔柔的,也不像那种语言粗鄙的瓦工。父亲对他们非常尊重,热情接待。这一点,姐姐和哥哥很开心,我也就跟着很开心。

  一大早,来了三两位师傅,也不着急吃早饭,拿着皮尺就到地基上量尺寸。量好一段,把线子拉直,拿木桩罐下去,等师傅走开了,我姐赶紧拿簸箕端来石灰粉,沿着白线撒下去。等我放学回来,一大块规划好的图形已经初露端倪。我觉得我们是村子里最幸福的了。

  地基开挖出来,还要打夯。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听说。村里也有人家先建了房子,没听说谁家要打夯的。打夯是个力气活,我家亲戚不多,一个堂兄,两个表哥,时常来帮帮手。主力军只有父亲和我姐。夯是个很笨重的大铁盘,四根坚实的铁柱子,下面浇铸着又厚又重的铁方块。最少两个人才能提起来,再重重地放下去。一层土,铺上一层干石灰,约有二十公分厚。这样至少要打三层。有时,晚饭后,还要夯一圈。我也想出把力,可一伸手,那笨重的铁疙瘩,一点也不买我的账,蹲在地上,纹丝不动,我就知道是在蚍蜉撼树,知趣地走开了。夜晚,月亮出来了,父亲在工地上收拾工具,干累了,坐在砖块上,时常喃喃自语。

  隔两天,有师傅来说,可以砌墙了。

  于是清水墙就露出地面了。起基础要刮糙,就是要加水泥带刀。一包包的水泥被戳开,尽量不浪费一把。还要做牛腿,就是立柱。村里许多人家都是陡子墙,我家却是扁砖实砌,这明显高出别人一个层次。具有这样气魄的,当时仅我一家。我家前面老徐家,房子是盖起来了,不仅是二四的陡子墙,外墙连水泥缝也没有勾。我家是三六的砖墙,还勾了砖缝,多用了好几包水泥,父亲念叨了好几回。

  最为标新立异的是我家三开的大窗户。这不仅是创举,在方圆五里范围内可以说没有第二家。到现在也可以说独一无二,绝无仅有,因为他们请不到这样好的师傅。这个前檐的三扇窗户架到墙上后,村里帮忙的都夸赞,羡慕得不得了。通风透气,还透亮,关键是结构很前卫,到现在也没有落伍。将来怕是没有这样的手艺了。

  建房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是地基宽度不够,要向东西扩展。西边一家是个单身汉,跟他交换了一块耕地,没有多少周折。东边是我老叔家。我老婶不让,拼了命地阻挠。最后请来村队干部多次协调,多算了一分地,搭上一堵墙,才算罢手。这么大的工程,谁都不相信父亲能够撑起来,我二叔看我家开工了,气了好多天。

  父亲一生勤苦,只在田地里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年夏秋,抢收抢种,父亲带头下田,收割,挑把子,打场,翻场,扬场,哪一样都要塌一层皮。父亲从不叫一声苦,不说一声累。晚上还要乘着夜色,把地翻出来。我时常用搪瓷缸送晚茶过来,坐在田头边捉蚂蚱。听着父亲悠扬的劳动号子,无曲无词,高入云天。

  还有卖粮。粮食打理干净,就急着去卖。那时都是销售给国营粮站,名曰交公粮。那是最为悲催的时代。各种刁难,水分大了,杂质多了,霉头难看了。在收购者眼里,这些辛苦打下的粮食连狗屎都不如。闹不好,晚上还要在粮站过夜。第二天再翻晒,再排队。我就不止一次地陪父亲在粮站里的空地上睡过。后来,父亲为了心疼我,忍气吞声,买来好烟好酒送礼,司磅员还带要不要的。

  为了多挣点钱,父亲学会了种植经济作物,像薄荷、花生、蚕豆、蓆草,有的可能技术不过关,收成不好;有的没有赶上好年成,生长不力;有的属于管理问题,还有什么供求关系,收入都很有限。最不堪的是卖蓆草,居然被人骗了。这成了父亲的心头之恨,为此父亲生了一场大病。

  我勤劳朴实的父亲,没有赶上美好的时代,一场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父亲那些月光下的自述,都成了我日后枯寂时的慰藉。那些无法复制的留白,将永远陪伴着我,超越人生的困境,让我企图像庄子一样的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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