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一记耳光

　　文/孙世浩

　　我第一次认识中国共产党，了解共产党员，不是在书本上，因为那一年我还不识字，更不是在电视上，因为那一年我还不知道电视为何物，而是在母亲的一记耳光里。

　　那是1983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从地里割草回来，刚一进家，就看见母亲急匆匆地从堂屋里出来，“娘，咋还不做饭哩，我饿!”饥肠辘辘的我习惯而又嗔怪地问。母亲没有回答我，而是停下脚步，屏住呼吸问：“全，你听，南头是不是有收鸡蛋的声音?”时空在我们母子之间大概静止两分钟，村子南头儿果然飘飘荡荡传来那熟悉而又美妙的声音：“谁有鸡蛋——拿来卖……”

　　“娘!娘!是收鸡蛋的!是收鸡蛋的!”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挎篮里的草撒出一小半儿。收鸡蛋的终于来了!我脑海里不停地闪现着各种开心的场景。吃过午饭，我把饭碗儿一丢，就拿着钱到学校报名去，再也不用趴在窗户外边偷听了，搞得像做贼一样!这才刚开学，说不定老师还给我留着新课本呢!年底考试时，我一定超过小五，看以后他还敢不敢拿着试卷跟我显摆;这一上学，娘会不会给我做身新衣裳呢?打记事儿起，我可从来没有穿过新衣裳，都是大哥穿过二哥穿，二哥穿小给三哥，轮到我这儿早已补丁摞补丁，我是老疙瘩，娘最疼我，这回娘肯定给做……

　　那年，我八岁，早已到了入学的年龄。之前，每次一提上学，娘总是那套我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的说词：“小全啊，咱家现在这条件你是知道的，你们兄弟姐妹7个，如果都上学，爹娘就是累死也供养不起，他们几个上就上了，都怪爹娘没拦住，咱家全最小，最懂事，最知道心疼爹娘，咱先不上，好好跟爹娘一块干农活，你放羊、割草再勤快点，娘把这几只老母鸡养好，让它们多下蛋，等攒够钱，娘就送全上学。”

　　娘的承诺一次又一次落空，但我不怪她。家里太穷，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每到开学，为了哥哥姐姐们的学费，爹娘都是东家求西家借的，特别是一到冬季断粮，一到天黑父亲就带我到感觉有余粮的乡亲家唠嗑，碍于面子，都是唠到很晚才鼓起勇气张口借粮。那个年月，多半人家是没有余粮的，每次被人拒绝后，父亲那副囧态深深刺痛我的心。几只老母鸡，几乎成了全家人的“银行”，买食盐拿鸡蛋换，打灯油拿鸡蛋换，扯鞋面布拿鸡蛋换……鸡蛋坛子里能攒够10个鸡蛋都是奢望。

　　可这次不同，近段时间母亲好像格外地省盐节油，饭淡到不能再淡，为节省灯油，天一黑就催促我们睡觉，鸡蛋坛子里的鸡蛋越来越多，已经36个了，我每天都数着的。一个鸡蛋4分钱，大点儿的能卖到5分，36个咋说也能卖到一块五。正好够我的学费，这肯定是娘特意安排的。

　　“全，傻了?听到了还不赶快到里屋抱坛子去。”娘看我愣得出神，就催促我。

　　我扔下草篮子，回里屋抱上鸡蛋坛子，跟着娘一路小跑到了村南头儿，36个鸡蛋，一下子卖了一块五毛六!

　　“娘，把钱给我吧，我想一会儿就去学校报名!”后脚还没迈进门坎儿，我的小手就已伸到娘的面前。

　　娘看看我，又看看手里的钱，略显歉意地说：“你上学的事再等等吧，娘又该交党费了，这钱，是娘用来交党费的!”

　　又是交党费!一听“党费”两字，我长期压抑的情绪一下爆发了。娘是一名普通农村党员，不是干部，没有收入，她整天在外面“管闲事”也就算了，家里房子破的要塌没钱修，一家人缺吃少穿没钱用，家人生病时没钱治，每月两毛钱的党费她倒记得特别清!我要上学，这回绝不能再由着她。我恼羞成怒，口不择言：“交党费交党费，国家给你啥好处了!你连干部都不是交啥破党费!”

　　就在我喊叫扑抢的一瞬间，啪!一记又狠又响的耳光重重地打在我脸上，打得干净利落，打得我猝不及防。因为淘气，娘平日里没少打我，有时甚至打得屁股通红，但娘从来不打脸的，她说过“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这回，她好像疯了。

　　那天，我捂着疼痛的脸离家出走了。说是出走，其实就是躲到村头草垛里，等着娘喊着我的名字，焦急地寻我。可直到半夜，都没有听到母亲的呼唤，我是又饿又冷，实在熬不住自己偷偷回家的。

　　从那天起，我非常记恨共产党，也开始琢磨起我的母亲——这个离我最近的共产党员，突然间发现她和别的农村妇女的确有很多不同。

　　隐约记得我六岁那年，她作为基层代表带着我到城里开会。午餐是大白米饭盖浇饭，娘盛了满满一碗，我看得口水直流，这大白米饭可是我们全村人都没吃过的。可娘仅仅往我嘴里抿了一小口儿，就拉着我径直出了食堂，硬是和街口摆地摊的阿姨换了一碗“杂面条”。我不解地问：“娘，咱咋不吃白米饭哩?”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娘是党员，哪能吃这白米饭，看着穷人吃，比咱娘儿俩吃娘心里更高兴!”其实，那时的我们比穷人更穷。

　　还有一年春节，因为父亲是生产队长的缘故，生产队准备过节燃放的鞭炮暂时存放在我们家。家里几个男孩子一天看几遍，越看越眼馋，最终禁不住诱惑，偷偷拽了几个“雷子”。其实，上万响的炮仗少几个“雷子”根本不会有人觉察。但母亲知道后，气得浑身发抖，追着我们打。并告诫我们“咱是干部家属，绝不能搞一点特殊，绝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绝不能让群众说闲话、戳脊梁骨!”

　　2002年春节，父母到我家居住。那时女儿刚出生，爱人正在月子里，父亲脑血栓后遗症需要人照顾。我在部队筹备党委扩大会忙得不可开交，就打电话给母亲：“娘，忙过这两天，我就向领导请假回去。”没想到娘听后火冒三丈：“你是党员，就不知道哪轻哪重?部队的事大，家里有娘!”

　　女儿刚满月，操劳一生的母亲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家人在病房陪她，弥留之际的母亲看到大哥拿个新手机，突然来了精神，指着大哥的鼻子问：“手机哪来的?是不是收人家的?你是党员干部，如果收人家的东西，在人家心里就永远是贪官!”直到大哥解释清楚，她才善罢甘休。

　　母亲是那天晚上走的!

　　她走之后，我脑海里时不时浮现出她说过的话，“看着穷人吃，比咱娘儿俩吃娘心里更高兴”“咱是干部家属，绝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你是党员，就不知道哪轻哪重?”“如果收了人家的东西，在人家心里就永远是贪官”，自己穷困潦倒还坚持交纳党费……这或许就是娘对党章的最好诠释吧。2004年清明，已是一名基层党总支书记的我，突然间读懂了母亲，瞬间羞愧不已，泪如雨下。

　　2008年，汶川地震后，面对情况不明、余震不断的险境，我主动请缨，第一时间奔赴抗震救灾一线。

　　2013年，面对南苏丹条件艰苦、内战升级的生死考验，我主动请战，带领中国第十二批维和部队为国出征。

　　2015年，面对转型重塑、压历山大的军改大考，我选择超期服役、默默坚守……

　　又是一年重阳时，母亲已经走了十九个年头，我也脱下军装到地方工作，但母亲的那记耳光我却终生难忘，它承载着母亲的党性基因，早已流淌在我的血液和灵魂!

　　母亲，儿子想你了!你在天国那边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