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中民

　　那一年，二叔突然得了个怪病，撇下二婶儿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走了。

　　二婶儿独自带着俩小子和一个闺女艰难度日。生活的窘迫二婶儿还能咬牙坚持;最受不了的就是村人的各种流言蜚语——寡妇门前是非多，唾沫星子淹死人啊!但这些流言并不是空穴来风。生产队的牲口屋跟二婶儿家隔一条沟，喂牲口的赖毛好几次起夜的时候，就看见有人翻墙头到二婶儿家院子里，半天不出来。所以，不光村里人用异样的眼神看她，就连在赶集、走亲戚的路上，都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二婶儿当真不当假地投过井，上过吊，还喝过“敌敌畏”和“1059”，但都没有死成。有人就讥讽她：“那都是做样子给人看哩，她会舍得下三个孩子?真想死谁都拦不住。”对于这种说法，二婶儿自己也默认了。她说有一次她买了一包老鼠药，准备倒到面条锅里，带着仨孩子去见他大去，最后试几试还是下不了手。

　　二婶儿模样周正，条儿还顺。二叔死后，不少人上门提亲，劝她再嫁。二婶儿生怕未来的后爹对孩子不好，将来少不了还得生孩子，免不了闹别扭，就全回绝了。后来，二婶儿越来越觉得扛不住了，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儿啊，于是就决定再嫁。

　　本村儿有个焗匠叫麦收，长得人有人个儿有个儿，不光做得一手好菜，炸得一手好麻花儿，还支得一手好锅(垒灶台)，并且为人忠厚老实;只是因为成分高，都三十好几了仍然光棍儿一条。有人就把麦收跟二婶儿往一块儿撮合。一个村儿还一个队，也算是肥水没有外流。

　　那时候，虽然经历了“文革”和“破四旧”，农村的政治面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旧思想”和“旧风俗”在村人的心中仍根深蒂固。改嫁依然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而遭到族人的强烈反对。当队长的大爷(二叔的哥哥)首先站了出来，不止一次地站在当街叫骂：“谁要敢再提这门亲事，我先砸恁家哩锅，再扒恁家哩房子!这点子龟孙王八蛋安哩啥鸡巴心!”

　　得知二婶儿和麦收都同意后，大爷更是恼羞成怒，带着一帮人直骂到麦收家门口：“麦收，你孩子乖给我听着!你这个地主羔子，红尾巴梢子，还想娶媳妇?当年……”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同来的有在校学生，大概是忆苦思甜会开多了，竟然带头喊起了口号：“决不能叫劳苦大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民兵连长袖子一捋：“麦收你个赖熊，再敢乱说乱动，我捆着你戴高帽子游街!”

　　大爷这边吓着麦收，那边又哄着二婶儿：“天青(二婶儿大儿)他娘，可不敢糊涂啊!咱人老几辈儿还没出过这事儿哩，可不能到咱这儿坏了门风啊!也都知道你难，这不都是命嘛……”

　　“好啦!”二婶儿也许是压抑太久了，突然就来了勇气：“拍着胸口说，恁对俺几口子咋样?不光不帮一分钱哩忙，还在一边看笑话，俺不糊涂!俺哩事儿你少操心，大队公社还不管哩，哪显着你来?”

　　大爷气急败坏，吼道：“我是队长，还是这一门儿哩老大，你活是俺家哩人，死是俺家哩的鬼……滚!”

　　大爷当了半辈子生产队长，哪受过这窝囊气，这实在让他颜面扫地。舆论也不向着他：“人家孤儿寡母还不够可怜哩，找个男人咋啦?” “咸吃萝卜淡操心”“还不是他想霸占人家?”既然队长都管不了，其他人也就消停了。经这么一闹腾，麦收心里倒有了底气，先是暗里跟二婶儿在包谷棵、机井房里幽会，后来就光明正大地出入二婶儿家。大爷一是丢不起那人，二是图个眼不见心不烦，辞了队长，举家迁往后庄老家去了。

　　那一年的八月节过后，二婶儿一家搬到了麦收的新房子里。按照规矩，也为了照顾族人的感受 ，二婶儿的三个孩子都不改姓，叫麦收也不叫爹，叫叔。二婶儿从此就过上了安稳日子。麦收每次出去干活，总能捎回不少肉菜，没过多久，二婶儿和三个孩子都吃胖了。

　　又过了几年，二婶儿给麦收生下一个小子和一个闺女，一家人和和睦睦，生活幸福甜蜜。

　　如今，二婶儿已经七十多了，五个孩子也都先后成家，日子过得都还不错。二婶儿身子还算硬朗，只是麦收由于常年抽烟喝酒，前年得了个偏瘫。不过在二婶儿的精心照料下，恢复得还行，生活尚能自理，老本行却干不成了。